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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分工的视角 　　摘 要：科学认识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面临的紧迫问题。基于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和分工理论的研究表明：城市内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并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演进;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有助于推进技能互补。一味地严控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并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准入，而忽略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势必会造成城市总体福利损失并削弱竞争力。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调控应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部门引导作用。 　　关键词：技能互补;微观机制;劳动力分工;城市规模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市是当今世界各类要素和资源最集中的地方，集中了社会绝大部分生产力和生产生活活动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主要组成部分，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快速城市化进程在全球多数国家上演，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地区。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在1950年仅为30%，到2018年已达到55%。中国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化率从10%提升至50%仅用了60年。而同样的转变，欧洲用了15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用了210年。截至2018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9.58%，这意味着中国业已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从历史逻辑来看，城市化发展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城市的效率高，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已被充分证实。城市规模扩大能够通过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等微观机制来提升城市劳动生产率。而且，城市规模扩张还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专业化分工、技能互补、消费多样性和外部性等正向溢出效应的发挥。　　近年来，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在我国也倍受重视。大规模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东部沿海城市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公共软硬件基础设施面临巨大压力，以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中村等“城市病”挑战加剧。为了缓减城市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部分大城市、特大及超大城市纷纷设定限制低技能劳动力进入的“户籍堤坝”和就业门槛，并实施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来缓解摆在其面前的现实难题。结果导致大量低技能外来劳动者因为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工作权益及社会福利而选择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最终引发城市劳动力要素空间错配并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在不停“驱逐”低技能外来劳动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低技能劳动力严重短缺问题。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是否需要成比例的低技能劳动力有着严重的误区，如果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只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那么，限制低技能外来劳动力进入是否会影响到城市总社会福利和竞争力呢？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这种限制性制度的出台与实施严重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向就业和收入更好的城市，这不仅造成了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损失，还会抑制城市内不同层级劳动力技能互补、消费外部性以及规模经济效应。　　事实上，对于一个可持续且具有活力的城市而言，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同等重要且缺一不可。这种关于城市劳动力高低技能互补的本质形态，已得到西方先发国家和学者们的认可。其中，Moretti的研究发现，城市中每增加1位高技能劳动者岗位，则需要3个与之相匹配的低技能劳动者岗位，诸如收银员、餐饮服务生等。总之，城市是由不同技能、不同职业劳动者构成的统一体，城市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那么，是否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态存在于城市并随着城市等级变化而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机制如何，以及城市规模、制度变革如何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演进？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三大现象（人口流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扩容提质）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能为城市决策部门合理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就业限制政策提供借鉴。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构建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剖析我国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城市等级特征;（2）基于分工理论系统解析城市不同层级劳动力技能互补形成的微观机制，以及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与技能互补优化的内在关联效应。　　二、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特征性事实　　（一）技能互补识别策略　　关于技能互补的识别，现有文献主要从结果和表征等两个方面进行探讨。Schmidt等从结果层面对劳动力要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