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40】国本之争.docVIP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40】国本之争 四十、国本之争 当辱骂皇帝和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成为一种荣耀之后，皇帝再要想通过文官集团干成什么事儿就很难了。甚至可以说就基本不可能。 不管他下什么命令，文官集团都会上疏批驳，找各种借口拒不执行。他只能对文官们的提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不能自己提出建议。而且，如果作出否定的回答，文官们往往会再次上奏，变着理由请求皇帝同意；或者干脆闹辞职。 万历皇帝刚开始还比较配合，正常批复文官们的各种奏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不仅外廷的事务他做不了主，内部事务也要被文官干预。这个问题就是立他哪个儿子当太子的问题，也就是“争国本”事件。 “争国本”和嘉靖“大礼议”是明朝文官集团和皇帝对抗的两件大事。“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争国本”则最终以万历皇帝的妥协而结束。 万历皇帝一直宠爱郑贵妃，想立他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他之前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朱常洛。文官们认为根据嫡法，当然应该立长。万历十四年，朱常洛六岁的时候，文官们就提出要应该立刻把朱常洛立为太子。 万历皇帝则一直拖着不办，文官们就一直催，经常有言辞激烈的上疏说他被郑贵妃迷住了之类的，万历也时常动用革职、充军甚至廷杖的手段来收拾那些说的太过分的。但官员们就像敢死队一样的往前冲，大有“廷杖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免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气魄。 万历一直在等，等着文官中再次出现像张璁、霍韬这样人，出来表态说立谁当太子是皇帝您自己可以决定的。那么这个事儿就可以办了。 他等了十五年，文官集团始终铁板一块。因为这一次文官集团的要求不像“大礼议”那么荒谬，“立子以嫡，无嫡立长”确实是符合礼法的。跟不准别人认自己亲爹还是不一样，不会有人为了这个事儿挺身而出站到皇帝一边。 但是，立谁为太子，皇帝也确实有自主选择权。皇帝可以在儿子们中间挑选继承人，如果皇帝不选，再按照嫡法来确定谁继位。考虑政治稳定的需要，皇帝一般应该尊重嫡法。但皇帝的选择权优先。 南宋后期的权臣史弥远曾经假传宋宁宗的圣旨废掉了太子，找了一个跟宋宁宗血缘关系很远的宗室子弟来当皇帝。史弥远自己就是标准的儒学士大夫，当朝的其他文官也毫无意见。史弥远完成废立以后就大力启用理学人士。史弥远扶持的这个皇帝死后的谥号还被大臣们定为“宋理宗”，也就是符合理学思想的好皇帝。 连宗室子弟越过太子继承皇位这种事情，理学家们都完全认账。万历皇帝本人在没有立太子之前，在两个儿子之间选择一下就绝对不行。这充分展现了理学士大夫们“宽于律己、严以待人”的优良传统。 在“争国本”事件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坚决的当然就是以理学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那叫一个正气凛然，好像全天下最正义的事情就是这个，如果皇帝不尊重嫡法，大明王朝就国将不国。所以他们宁死也要跟皇帝对抗到底，这是正人君子的唯一选择。 但他们想不到，装过头了容易遭雷劈。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很快他们就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对抗，万历屈服了，立朱常洛为太子，立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洛后来当了皇帝，是为明光宗。明朝最后两个皇帝：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都是朱常洛的儿子。天启没有儿子，崇祯皇帝上吊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在战乱中失踪。这个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中央政府就需要找人来继承皇位。而血缘最亲的显然就是朱常洛的兄弟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也死了，但是他有一个儿子朱由崧。这种情况跟朱厚照死了以后，朱厚熜（嘉靖）跟朱厚照的关系一模一样（见下表，表格上一行和下一行之间的人物为父子关系）。 根据嫡法，根据嘉靖皇帝继位的先例，当然应该立朱由崧为皇帝。这个时候东林党人发现，当年“争国本”的时候他们是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跟朱常洵有仇。如果再立他的儿子为皇帝，哪岂不是很吃亏？所以他们就表示，什么嫡法之类的都是浮云、浮云，还是立贤好，立贤吧。于是他们推荐朱常洛的堂弟、万历皇帝的弟弟的儿子朱常淓继位。结果在清兵南侵的危机关头，南明政权因为皇位继承人争议发生内部分裂，为南明的快速灭亡又出了一把力。 东林党人就是这么奇葩，天下太平的时候，认为皇帝从容选择太子人选会让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千古伦常就此断绝；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时刻，则认为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搞点新花样是不错的选择。核心原因就是一个：只认党派利益，不认国家利益。 前有宋理宗的例子，后有东林党人推荐朱常淓继位的举动，我们就不难看得出来，理学思想并不真的无法认可皇帝选择太子。“争国本”事件的核心主要还是为了夺权，向皇帝夺权。它就是一场文官集团进一步限制皇权的政治行动。 之前嘉靖皇帝也没有立太子，而是把他的两个儿子都给封王。文官们也抗议过几回，但鉴于嘉靖皇帝比较生猛，把他逼急了容易出人命，几次抗议无效之后就算了。 万历皇帝也多次使用廷杖来对付反对他的文官，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嘉靖时期的廷杖老是打死人，而万历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