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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一个小人物冒死抵制近代数学 1867年6月，杨廷熙，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员，突然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的文章，不但在京城之中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与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也在阅读。曾国荃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郭嵩焘则将杨廷熙的名字与文章写入了日记。 那是一篇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主旨是抨击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 一、不得不设的同文馆 所谓同文馆，顾名思义是要培养翻译人才。 该馆的设置，与清廷1840年之后屡屡因翻译问题在对外交涉中陷入被动吃亏的困境，有直接关系。鉴于翻译常常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纠纷，1858年，中英两国签订《天津条约》时，其中写入了这样一条规定： 以后，英国方面的文件，“俱用英文书写”；考虑到清廷缺乏能看懂英文的人才，“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仍附带一份中文版。等清廷选派人才将英文学好之后，英国方面将不再提供文件的中文版。而且，“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双方以后若对文件内容出现理解上的分歧，须一律以英文版本为准。 也许是对清廷动作缓慢的不满。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迫使清廷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新条约里不但重申了交涉“皆使用英文”，若词义有分歧须“以英文为准”等规定，还给“暂时附汉文”一事定下了一个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首批学生的英文学业完结后，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在这种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形下，1862年，由恭亲王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牵头，总理衙门设立了“同文馆”，招收学生入内，学英、法、俄三国语言。稍后，因察觉到制造、使用洋枪洋炮洋船必须对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近代科学有所了解，奕訢等人又于1866年末奏请，欲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奕訢们在奏折中说：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奕訢此举，让远离决策中枢、却因饱读圣贤之书而充满了使命感的杨廷熙深受刺激。 京师同文馆设在总理衙门内 二、杨廷熙的十条“大不解” 在奏折里暴走之前，杨廷熙让家人购买了一具棺材，以备后事。 奏折开篇，即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立同文馆。杨廷熙说：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杨廷熙不反对派人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要向外国人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他在奏折中说，孔子、孟子都不重视天文和数学，他们“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数而言理”，立意非常深远。如今却要花巨资请洋人来同文馆教天文和数学，我思前想后了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我有十条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道说道。 第一条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敌，先皇（咸丰）就是因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热河并在那里去世的。总理衙门以“不知星宿”为耻，却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敌求学为耻，这种“忘大耻而务于小耻”的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二条大不解是：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轮船机器，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比得过我们。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人才济济，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清廷如此这般“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三条大不解是：轮船机器，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我们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以机器对抗机器，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要想想宋史里说的，水贼杨太拥有“其行如飞”的大船，结果还是被没船的岳飞给剿灭了，“可见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再说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轮船机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不准西洋轮船靠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最近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种欺负，全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朝中的大臣们听风是雨“先存畏惮之心”，被那些不实传言吓破了胆。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着向洋人学如何造轮船造机器，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知识，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学数学知识，而在让政治回归清明。就我所见，上下处处都是贪污腐败与玩忽职守，“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却大力招人学天文数学，我实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谋求自强是一定要的。可是自强的办法，是要皇帝兢兢业业，官员各尽其职。如今呢？宰辅、台谏、吏部、户部、兵部、工部全都在消极怠工。不解决这些人和这些问题，“徒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