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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的信仰结构（全） 信仰是一切文明兴衰存废的最终依据。 汉代中国，雄踞东方，文明昌盛而泽被天下，大华夏文明圈至今受其赐。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汉帝国拥有如此魅力，而能成就圣贤、英雄、节义，成就可歌可泣万世景仰之伟业？史家往往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便直论东汉末天师道之兴起[1]。然而，其间三百年汉代宗教历史，汉人之心，将何从得知？ 造成两汉宗教史认知上的三百年“中空”局面，除了史料匮乏的原因之外，史学心态亦其一端。此或源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2]之说，以及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3]“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4]这种心态，使后人更倾向于想象汉代儒、道除了主导话语权，最多只能各行其道。由是便可想见，当黄老道伴随窦太后之逝而跌落，汉之宗教在“不言怪力乱神”的儒家主导氛围中，从此亦恐难觅其踪。然而汉代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太史公所未见、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所展现的，恰恰是以儒为纲、儒道仙结合并融汇区域信仰的汉文化形态。 这一发展路径，完全应验了荀子的预言。春秋末，孔门一圣七十二子，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竟无所施，已示纯儒之无用。战国时期百家竟起，各执一端往而不返，庄子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荀子预言必“兼陈”以“道”。观七雄之争，齐尚贤而强、鲁唯亲而弱、楚以巫亦盛、秦上法而刚……而最终纷然坍塌，其蔽显然于史。因此荀子《解蔽》曰：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未来文化必须具备如下特性： 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何谓衡？曰：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5] 掌握此“衡”则可望实现去“蔽”通明而臻乎“道”，使“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这意味着，荀子不仅预见了一个涉及中国文化发展命运的关键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危机的伟大方略；由战国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的涡旋式发展形态，反观其说，堪称一咒耳[6]！ 战国到两汉，古宗教的融合统一，超越区域传统，达到了终极意义系统的最高点；从此，神仙信仰成为汉代、汉人、汉族，以至整个汉传统信仰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两汉在宗教的信仰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及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历经起伏变化。 历史上，“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7]这种压倒性势力正是在汉初到武帝之间得到了最大化。汉初“道者”主导的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的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作为代表的长沙马王堆(以及临沂金雀山、武威磨嘴子等)汉墓所见的帛画(铭旌)，透露了贯穿战国西汉的相同类型的信仰结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可以看出，其完整结构包括蓬莱与不死药信仰、昆仑神山与西王母信仰、九天信仰，而以“合大道”造其极。这一时期的汉代宗教正处于从天上的神话(主体慕仙)向地上的仙话(主体变仙)的转变阶段，且死后变仙的仪式及方术手段有待丰富；其信仰结构的表现，从马王堆一号墓可以看出，仍是古来不同区域“山”(昆仑等)、“海”(蓬莱等)神话与上古“天”、“道”思想的组合体。尽管战国到汉初黄老道的文献出土及研究[8]均甚活跃，但其宗教内涵、信仰结构与特征则待揭示。 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两三百年间，作为新价值观之“纲”的儒家经学及与之相配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信仰结构日益向神圣化、信仰化演进，到西汉后期谶纬神学成为儒学融摄百家的新发展形式；汉代的宗教、汉人所崇的神系、仙系与仪式体系逐渐形成，日趋繁复，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的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此阶段的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生机盎然的儒生文化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在两汉之间的宗教变迁和结构配置中，齐鲁儒生的支配角色突出，影响西及巴蜀，乃至汉中。东汉帝国之文明发达、军事强盛，亦乃成就于此文化背景中。这一阶段近乎三百年的两汉宗教史迹，史家几无记录，鲜为学界探及，而为本书之重心。 东汉后期思想和信仰领域发生巨变，儒生梦想破灭，“党锢之祸”两度而起，同时面临佛教信仰之“征服”改造，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的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现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的大神。新黄老道明显崇道黜儒，变其信仰结构，革其修仙路径。由此，战国以来盛行的尸解仙术地位开始下降，寻求即身成仙、白日升天的仙道逐渐兴起，而以“张道陵”为其代表。儒生积极入世、今生忠孝节义、死后崇高升仙的有为宗教价值观迅速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