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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坐牢这件事 说到清朝烂，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在清朝坐牢这件事了。能健康走出监狱，已经很不容易了。 1906年，法部郎中韩兆蕃前往浙江钱塘县监狱考察。在《考查监狱记》中，韩兆蕃写道，各类人犯呻吟嚎叫与铁链叮当之声交响，他只觉阴秽之气袭人毛发，怀疑此处「非复人间」。 大清国的监狱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 光绪元年，巡抚黎培敬在奏折中写道，浙江仁和、钱塘两县监狱中常有证人莫名毙命，一年不下三四百人。安徽也是如此，怀宁县衙中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具莫名死在狱中之人的尸首等待勘验。保定则更为夸张，每年最少死亡在五六百人。如此算下来，大清国全境的监狱中每年都要死上万人。 大清设立了多种死刑复核制度，每年死于斩刑和绞刑的不过几百人。而死在监狱、班房和各类私禁场所中嫌疑人、证人、甚至是全然无辜之人，则数百倍于此。 这不禁让人怀疑，在清朝，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坐牢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 在明清，一旦和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沾上关系，不要说犯罪嫌疑人，就连民事案件原告、被告，甚至是刑事案件的苦主，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 清代提起诉讼的方式有很多种，除去影视剧中常见的被害人击鼓鸣冤，还有原告呈告、一般民人的告发、犯罪人的自首、州县的访闻和上司衙门的发审 因为朝廷缉盗不利，再加上牵连进官司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大多数人遇上官司，只能咬碎了牙齿往肚里吞，不敢叨扰青天大老爷。 如果事主铁了心报官立案，且没有被州县官员驳回，案件就算进入了受理环节。如果有尸首、伤口或者案发现场，首先就会在勘验检验的环节受到衙役的勒索。 衙役勒索不只是要钱，更危险的是，你的人身自由也很快没有保障了。这类刑事案件一旦被受理，每个和这件案件稍有关联的人都可能被官府收押。 如果案件不大，州县官员会用传票来传唤被告到案，先由县官签差给票，再由衙役持着票去传唤人。情节更重一点的，县官们则会签发「拘票」，使用强制手段去抓人。 因为《大清律例》允许官员看押轻罪人犯及干连人证，所以，如果传票和拘票发的不慎，衙役们就能把与案件沾点边的人全部抓来。 道光二十八年，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查访得知，省内被衙役们抓来关押起来的婚姻、土地和钱债的当事人和证人数目众多，而主官甚至不知道有人被关押起来。明代有谚语「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讲的就是这类事情。 情况紧急的，县官们还会用堂签来拘提人。因为堂签上没写名字，衙役们像拿着尚方宝剑，想抓谁就抓谁。清代名幕汪辉祖曾写到堂签胜于虎狼，「往往人未到官，赀（财产）已全罄」，被抓之人不管是否会「人亡」，家破是一定的了。 对于在逃的重犯，州县官员需要印制「缉票」，交给捕役、汛兵去抓人。但是，抓人的捕役和被抓的强盗经常是熟人，有时候还一起分赃，所以，抓不到人也是常有的事，平日里还是靠轻罪被告和普通证人混绩效吧。 《台南县志》中所载的清代缉票格式 一般而言，还没有进入开庭阶段的轻罪犯人和证人们都会被关押进班房。 班房最初本来是三班衙役休息的地方，因为衙役们总把各种人押进班房，久而久之莫名其妙得就变成了拘留所。除了班房，衙役们还有大小名目不同的其他关押场所，如卡子、驿铺、仓库、官屋、寺庙等等，严格说来都属于正式法律之外的非法拘禁。 · 如清代驿站渐废，便成了往来衙役关押犯人、证人和各类不相干人之处。图中为高邮盂城驿 这些非法拘禁的场所不光用来关押刑事、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还能拿来关押欠税抗粮的人： 顺治十六年，江宁巡抚朱国治因为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抗税之人太多，造册缉捕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人，衙役二百四十人。因为牵连人数过多，只能分别关押，补完欠粮的羁押在玄妙观、承天寺，补了一半的人关押在驿铺中，完全没有补缴之人则关在监狱里。 · 把寺庙作为囚禁场所并非仅出现在诸如《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之类的武侠小说里，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事。如苏州最有名的道观玄妙观，在清初也一度充任羁押场所 这些私禁场所常常不见天日，缺衣少食，又没有法律的监管，关在其中的人常常是「死而后已」。道光年间，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揭露，四川省每年都要一两千人死在各类「卡子」之中。 尤其是女性证人和囚犯，除了生命危险外，还面临着被奸污的威胁。嘉庆十年，广东巡抚百龄上奏称，广东南海、番禺两县的官员，听任衙役们私设班馆多处，滥押人犯，其中如同黑监狱一般，衙役们将各案女犯交「官媒」收管，设立「女馆」，逼令卖奸。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名为《伍秋月》。女鬼伍秋月被冥间差役捉去后关在班房之中，两衙役调戏秋月，并嘲笑道「既为罪犯，尚守贞耶？」虽是写鬼，却是人间写照。 · 《聊斋志异》中女鬼伍秋月被鬼差抓走 入狱存活指南 相比于被拘押在班房、仓库、驿站数目庞大的轻罪犯人和证人们，能够进入监狱的犯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此刻的你已经难得的处于国家机关的控制下，享受法律的「保护」了。 清代的牢狱类似于今天的看守所，是关押未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