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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破裂的谈判史学毕业论文 正文 摘要：1793年，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拐点。这一年，随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大清朝失去了一次向现代化平稳过渡的契机，而大英帝国拓展东方市场的雄心也遭遇挫折，东西方文明以双输结束了这一轮试探。 由于乾 关键字：1793,破裂,谈判 1793年，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拐点。这一年，随着马戛尔尼访华失败，大清朝失去了一次向现代化平稳过渡的契机，而大英帝国拓展东方市场的雄心也遭遇挫折，东西方文明以双输结束了这一轮试探。 由于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荑（夷）以通有无”的傲慢答复激怒了西方，令此前伏尔泰、歌德等人燃起的“东方热”骤然趋冷，并迅速走向反面，“礼仪之争”因此被放大，并逐渐僵化为标准的历史解释：正是由于大清朝昏聩到不顾天下大势，坚持要洋人下跪，才断送了中国的国运。 其实，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 在马戛尔尼到访前3年，沙皇遣使进贡（其实是俄商来做生意），乾隆皇帝特意下令不必行跪拜礼，而他要求赴俄罗斯的清朝使节见沙皇时必须三跪九叩。 乾隆非常清楚自己权力的边界，也明白尊重对方习俗的重要性。在初期，他对马戛尔尼使团是高度重视的，据学者张宏杰估算，接待该使团的费用竟占当年大清政府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为了让代表团成员有鲜奶喝，沿途官员们甚至奉上母牛两头，由于提供的食物曾出现过变质的情况，乾隆大为震怒，罢免了好几位地方官，马戛尔尼自己也承认，整个接待过程无可挑剔。 那么，为什么谈判会破裂呢？ 自明代中期以来，传教士对中国宫廷的影响便非常巨大，清代初期尤甚，南怀仁甚至成为托孤大臣之一（他拥有正二品衔，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级）。然而，罗马教廷的议礼却给双方的交流带来挫折，核心问题是中国人祭祖、拜先师的行为算不算偶像崇拜？是否应归入邪教？对此，利玛窦采取了较开明的态度，徐光启曾和他解释过，中国人祭祖是认为祖先还活着，而不是把他们当成鬼神，烧香是表达敬意，并非迷信。利玛窦在深入调查后，认同了这一说法，他争辩说，中国人很少期望祖先能给他们什么指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鬼神。 由于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在罗马教廷长期拥有话语权，所以他的解释被认可，可随着教廷的内部不断斗争，耶稣会地位大大动摇，这个说法开始受到质疑。由于其他的派别在中国传教不顺利，便迁怒于耶稣会，认为是耶稣会在清朝皇帝面前进谗言所致（事实上，耶稣会的教士们也确实这么干了），所以他们全力推动议礼，最终裁决结果是：祭祖属于邪教，传教士必须阻止。 康熙在得到相关信息后，感到很诧异，为证明罗马教廷犯了错误，专门找来与耶稣会对立方面的传教士，指着自己座位上的四个汉字，让他识别，结果只认出了两个，麻烦的是，该教士还不会说官话，只会说闽南话，康熙甚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康熙希望罗马教廷明白，教皇受到了小人蒙蔽，希望收回成命。 康熙是按传统中国政治的组织方式来理解罗马教廷议礼的，他不知道基层传教士往往只是执行者，很难影响教廷的决断，他为此给教皇写了两封很长的信，大讲兼听则明之类的道理，并将一切错误都推到基层传教士的身上，其本意可能是想给教皇台阶下，犹如农夫递状纸，绝不会说老爷糊涂，只会说他被蒙蔽了。可对于了解教廷决策程序的人来说，这些信的内容实在荒唐，既无法上交，也没法回复。 康熙在苦等没有结果后，感到尊严受到深深的伤害，下令禁止传教，但他对耶稣会的传教士网开一面，劝他们继续留在宫廷服务，清廷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些传教士托词没有收到罗马教廷的直接命令，在清宫中拖延了很多年。 有了这番前史，就能理解乾隆面对马戛尔尼使团复杂的心态了。 乾隆想与西方修好，但他希望双方建立平等的关系，所以给予马戛尔尼使团以极高规格的接待，以彰显大清朝的国力。然而，这个努力并不成功，由于地方官员送上船的猪羊中有些已染病，船员们将它们扔到水中，结果沿途的清朝子民争先恐后下水抢夺，马戛尔尼深感恐惧，怕他们吃了有病的动物，带来瘟疫，便命令以后不许扔到水中，而是沿途掩埋，结果这些掩埋地很快被挖开… 在接待方面，乾隆做了精心准备，比如马戛尔尼第一次到京参观，被安排在圆明园西洋楼，这是一座巨大的西洋建筑，乾隆希望能给他们以强烈刺激，可马戛尔尼却感觉一般，此外，还赐给马戛尔尼红葡萄酒，这在大清朝是难得的饮品，但并没得到交口称赞。这都让乾隆感到不快，觉得英国人不识抬举。 乾隆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西洋设备颇感兴趣，比如大型的天文钟，是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安装到一半时，他曾前去看热闹，可他没看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些西方人是骗子的想法。当时，马戛尔尼赠送的枪炮都是最先进的，47年后，正是仰仗它们，英法联军以极少的代价逼迫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可乾隆手下报告说，那是一些“鸟枪”，当时大清朝精锐部队已配发了火枪，乾隆对这些“鸟枪”自然没有好感。 乾隆是一个精明的皇帝，可他陷入了人类认识中常见的“相似性陷阱”，一步步被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