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docVIP

为什么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 人　性　的　寻　问 伎与妓，这不是一个香艳的话题，而是关于人性的寻问。 陈寅恪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 为女性作传，尤其是为妓女作传，中国文化史上除了陈寅恪别无他人。或者可以认为，陈寅恪意在透彻人性，从最卑微处阐发最深刻的人性真谛，以此说明钱谦益一代仕文化的特性，以此说明与明末顾炎武相同的主题“亡天下”即亡文化。 写了三篇关于苏小小、李师师、梁红玉等古代妓者的文章，目的在于进入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心境界，进而得以介入钱谦益一代仕文化及其沉沦的感觉。中国现代的社会大变革，启蒙于宋理学，兴起于明学社，经过二百多年满清亡天下的统治，再起于清末如义宁陈氏的奋发。 何为世运之枢轴？一百多年来，在文化上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命题面前，无论是以坚持儒家传统的小国学，还是以中国各民族的儒、佛、伊斯兰文化组合的大国学，都相形见绌。这是一个发展或者是固守的问题，它的争论必然反映出、也影响了我们民族命运的波折。 义宁陈氏――陈寅恪及其父、祖的生命中内涵着一个变革时代的信息，而他们事业的主题，无论是变革维新还是独立思考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都表现了中国文化与学术进步的方向，也就是中国命运的走向。 这一切似乎与妓者话题无关，但是当我们明白，无论是古代中国以家庭模式演化为国家模式，还是近代西方冲破中世纪的神棍专制而进入民主国家的构建，都建立于一个构成社会的最本源的因素，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或者说没有彼此的亲爱就没有社会。于是妓者话题就不是一个缺乏意义的话题了，甚至是最为本源的问题。 一、人性的放纵：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国社会理论的指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妓者的观点，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如果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点是物，唯物史观的即建立于物――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物的形态之上。 远古的殷人是契母简狄呑食鸟卵而产生的（《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远古的周人是邰女姜嫄踩上天帝的足迹而产生的，以后来的中国礼教言都是荒唐的，迹近于妓；古代的巴比伦人却因为无规则的性交而毁灭了自己，是乱伦的代价。这也许是最早的人性的放纵。 一切都在随从“物”形态的变化而处于变化中，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这样描述人性放纵时代的特性――希腊雅典的特征――在西方历史中，迟于巴比伦时代： “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上的审美教养而高出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刚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客观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希腊人相爱的特点，是以肯定的性的语言来评论的，他们说： “要成为妇人，必须先成为淫游女，这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判决。” “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举世无双的希腊妇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之二、家庭）? 所谓“淫游女”，比较规范的称谓即妓女。以自然社会为形究对象，研究社会以遵循自然法则，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不同于中国的卫道士的“非礼勿听”。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即爱情说，揭去人类种种自设的规定而返回人类社会最基础的观念本身，例如爱情――人与人彼此间近于动物性的眷恋；例如爱情的神圣，怎么都也真纯。 马克思与恩格斯更主要的是把此类种种绝对精神类的观念置于人类社会进程的不同阶段――决定于“物”的显现的发生，他们的观点裸露却也坦然，无须象后来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企图利用“道袍”遮掩自己的丑鄙。 二、人性的规范： “淫游女”，虽然孕含人类社会形成的基因，但是它的混乱却也导致古巴比伦的灭亡，事实上大多数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于是一种规范应运而生了。例如“非礼勿听”句，该句见于《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意思是，不符合礼教的话不能说，不符合礼教的东西不能看，不符合礼教的事不能做，这是很重要的儒家思想。这里的礼最基本的概念是对乱伦的约束，因为孔子学说的家庭观的演变即孔子学说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企图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基础之上，它不能不从“淫游女”走向“礼”，后来更走向节烈。 这一个儒学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的需求是巨大的，直至于渗透到佛学中。中国高僧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于是有了一尊名为“三个智猴”的雕像： 它们中的一个把双手捂眼做惨不忍睹状；一个双手捂嘴做噤若寒蝉状；另一个双手却捂耳做置若罔闻状 “三个智猴”形象地说明了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其意在警戒人们：“若要洁身，首先要远离邪恶”。 作为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