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素材.docxVIP

PAGE PAGE 14 略述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 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的交流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有形的文字来沟通和交流彼此文明的，因此其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东传扶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大、领域广，这在全球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亦是极为罕见的。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文献典籍的交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两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使其传布的渠道、媒介、和方式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日本自应神天皇（日本的第十五代天皇）之后，就不断有汉籍文献传到扶桑，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到了近现代，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又大量西渐，传布到大陆，这种微妙的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日两国间先进与落后的转化，先生与学生的演变过程。 在文献典籍传布的媒介和方式上也由最初人员的自然交流，进而命专人抄写、请求馈赠、寻访或赏赐、彼此交换，到现金采购，翻刻和翻译等。沿着这条文献典籍的传布轨迹，进行探索和研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意味深长的。 一、 清代以前中日文献典籍的交流 中日两国文献典籍的交流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当时是伴随着人种交流进行的。传说早在秦代时，方士徐福（市）就曾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东渡日本列岛并带去了不少典籍。对此，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作了如下描述：传闻其岛居大国，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提手边加个为）童老。……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正大典藏夷陌，苍波浩荡无通津。……（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五，《日本刀歌》）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文献典籍早期传入日本的记录和历史的回顾。可是这只是一种传闻，并不见于正史记载。 在徐福之后，据传在公元284年（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使者阿直岐到达日本，由于他的推荐，百济博士王仁于次年到达日本，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并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到了公元7世纪初（即隋未唐初之际），有更多的中国文献典籍东传到了日本。这可从公元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 七条宪法》中的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其次，日本奈良时期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律令中也经常引用中国典籍的内容。例如在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制定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按中国唐代国子监、太学一样，有把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的规定，将其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此外当时日本学者都兼学《论辩》和《孝经》等中国经典。这充分说明在日本飞鸟、奈良时代，中国文献典籍已在东瀛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中还专门成立了汉籍的抄录、誊写机构—写经所。在这里由写经生专门抄写汉籍，以便于其广为流传，至今有的抄本还完好地保存着。 日本平安时代，由贵族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遣唐使、遣唐僧和留学生团体，开始了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他们中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长期居留，回国时便把他们在华搜集的大量典籍、文献带回了日本。据藤原佐世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有中国典籍四十类，共计1568种、16725卷，约占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左右。 在日本镰仓、室町和安土桃山时期（1184—1600年），即所谓五山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南宋至元明时期，文献典籍的传布主要靠禅宗僧侣、知识分子往来，用儒释互补，彼此融汇、沟通的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长年战乱不已，将军擅权，故寺庙成了保存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最好避风港。当时日本禅宗大兴，僧侣们认为学习和掌握中国的文献典籍，特别是研究儒学典籍是候选者本身素质高低的一种体现，亦是一种美德。因此非常用心，并竭力搜求更多的中国典籍，因此他们是当时日本最有学问的人，操纵着一切学术活动。例如僧人荣西1168年（日本仁安三年）首次入华求法时，就带去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多部，共计60卷。其后僧人俊仍于1211年（日本建历元年）回国时带的典籍更多，总计2013卷，其中有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规文字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家著作256卷（内含朱熹的《四书集》初刊本、杂书463卷，法贴、御笔、堂贴等碑文76卷等。他的弟子闻阳湛海1244年从华返日时也随身带回佛经数千卷。此外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辩圆（即圣一国师）于1241年（日本仁治二年）自宋带回国的汉籍也达数千卷之多。这些书籍除一小部分是用钱买或以物交换的外，大多数都是由宋朝当权者者或朋友赠送的。这些从中国带回来的宋版典籍促进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