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当代电影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上）.docVIP

PAGE PAGE 1 韩国当代电影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话语（上） 郭汉周著 金虎译 金虎，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戏曲学专业200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电影。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民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能指概念之一。民族在现代世界中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单位，同时也作为一个文化的单位而发挥作用。它是借由我们常常称作“历史”的集体社会经历的这个参照系表述出来的，而这种集体社会经历具有一种和谐性、统一性和凝聚力。一个拥有共同历史经历的民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我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性的论述是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他认为，民族的经历，民族归属感，源于人们相信他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信念。这些不同的社会经历能整合为一个统一民族的独特经历，并清楚地划分“内部”与“外部”界线，这种能力显示了民族情感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显示了实现这种整合的故事和机制的力量 [1]（P.71）。 民族性植根于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其核心涉及表述差异。由于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我们具有了自己的意义和特征。差异——由于所有的差异都是以文化的形式被认知和运作的，所以差异最终就是文化的差异——使得一个人成为有别于他人的他自己或她自己。同理，差异也使得一个民族成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它自己。构成民族的关键性因素是文化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想象的共同体来指称这种文化认同。实际上，任何一种认同都是从文化上形成的，形成于一种各个单位（个人、家庭、民族等）与其他所有单位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中。认同包含着继承性、获取性、强加性、反作用等其它元素。这些元素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融合、相互扩散、相互作用的，最终形成一种新的事物。用安·麦克林托克的话说，“民族不仅仅是心灵的幻觉效应，而且是历史的实践活动；社会差异正是通过历史实践而被创造出来，并被表现” [2]（P.353）。民族特性是差异领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承认民族性在社会意义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民族寓言”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将文化表现形式同其民族和社会历史的背景联系起来是大有裨益的。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起初在探讨第三世界文学特征时认为，讲述个人的故事与经历最终必然涉及讲述集体本身的故事和经历；第三世界文学的特征就是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 [3]（P.65——88）。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阿加兹?阿哈默德批评了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这个观点，认为他隐含地将第一世界的文学作为了评判其他国家文学的准绳，但阿加兹?阿哈默德也指出了即使是产生于第一世界的故事——例如美国的黑人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民族寓言 [4]（P.95——122）。简而言之，故事从根本上讲是民族性的，因为它们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民族的集体经历。 起初，学者们往往忽视了电影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例如，特别是在美国的学者们常常忽略一部电影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电影这一事实。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电影应该视作一个特例，因为好莱坞电影不仅以国内市场为目标，而且以国际市场为进军方向；它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隐藏其民族特性。然而我们认为，尽管好莱坞电影表面上具有“世界性”，它们大多数仍具有民族性。好莱坞电影表面上的世界性就正是其美国性。由于金融和生产日益国际化，跨国电影的概念正广泛传播开来，但是大多数电影实践活动如电影生产、发行和展映通常仍旧在某个国家疆界内进行。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国家坐标而存在，因此电影像其它艺术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呈现其民族特征。 正如保罗·威利门所精辟指出的，这种倾向导致了电影研究中比较电影研究的缺席 [5]（P.22）。保罗·威利门认为，人们对于这种由地理上的国家所带来的决定性因素重视程度不够，这主要源自三个原因。第一，当西方的学术机构开始重视非西方国家的电影文化时，长期接受欧美电影理论范式熏陶的学者们总是试图将欧美电影理论的范式生搬硬套地运用于非西方的文化实践中。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电影语言具有世界性。保罗·威利门认为，人们宣扬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为了忽略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同时，欧美电影研究一直隐藏地将好莱坞人物叙事的模式作为了所有电影的标准。第三个原因在于电影工业的日益国际化。电影生产的资金密集型的性质几乎迫使工业化的电影完全国际化 [5]（P.26——27）。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民族电影产生严肃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一丝不苟的探索对于我们反拨欧美电影理论的影响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必需的。欧美电影理论往往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要探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韩国新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