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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21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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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漢字研究的方法和原則 第一節 漢字考釋方法 漢字考釋方法,指識讀個體漢字,尤其是古漢字中未識的個體漢字的方法。 漢字自産生以來,便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不斷地新陳代謝。在數千年的演變中,有些漢字的形音義均有變化,有些古漢字因時代變遷已失去使用的意義而變成了死字。 對於前者,後世之人不少字是既認識,又不認識,雖然知道它們是什麽字,然而對其構形以及本義等都不太清楚,甚至茫無所知; 對於重新發現的後者,後世之人辨認起來就很困難,很多字既需要認出是什麽字,又要確定其在具體使用場合的特定含義。因而考釋文字便成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隨著開始了。 漢代初年把秦時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曆篇》、胡毋敬《博學篇》三書合在一起,仍稱《倉頡篇》或“秦三倉”。《漢書·藝文志》說:“《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所謂“正讀”,就是能認識是什麽字,能知道其音義。 《倉頡篇》既多古字,到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杜林便作《倉頡故》,以解釋其中的字義,這是字書有注釋之始,因而《漢書·杜鄴傳》說:“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據此可知,漢字的考釋創始於漢代。 自宋至清,歷代學者雖釋出不少難識之字,積累下不少釋字經驗,但未總結出考釋漢字的一般方法和理論。直到清末,吳大澂《字說》,劉心源《古文審》,孫詒讓《古籀拾遺》等著作中,才表現出總結漢語古文字考釋方法的傾向。 而後羅振玉,王國維,葉玉森,郭沫若,楊樹達,唐蘭,于省吾,王力,裘錫圭,李學勤,徐中舒,高明,饒宗頤,曾憲通,姚孝遂,林澐,李家浩,陳煒湛,唐鈺明等先生都對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在考釋實踐中有所揭示或作過專門的總結。 例如:王國維《毛公鼎考釋》,楊樹達《新識字之由來》,于省吾《甲骨文釋林·序》,徐中舒《怎樣考釋古文字》等論文,以及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高明《中國古文學學通論》,林澐《古文字研究簡論》,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等專著,對考釋古文字的方法都有精到的議論和推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五章還將戰國文字的考釋方法歸納爲歷史比較、異域比較、同域比較、古文比較、諧聲分析、音義相諧、辭例推勘、語法分析等八種。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第八章則總結出偏旁分析、異文比勘、歸納類比、字書佐證、審察文義等五種考辯俗字(即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的方法。 儘管在文字學界內部尚未形成統一的考釋漢字的方法和理論,但在學者們總結出來的考釋方法中,有的通常使用並行之有效,例如字形比較法、偏旁分析法、辭例歸納法、綜合論證法等,現分別作一簡介。 一. 字形比較法 字形比較法,也稱因襲比較法、歷史比較法、對照法。即利用漢字系統性和古今發展的互相關係,拿已經確認的字與未識字作形體上的整體比較和對照,來考釋未識字的方法。現已識的一千多商甲骨文,二千多西周金文,大多是用此法辯識出來的。 這種方法在漢魏時便有人用過,但比較有意識地運用來釋字,則始于清末孫詒讓等人,明確地以之作爲一種考釋方法提出來,是在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中。 字形比較可分爲兩個方面: 一是橫向比較,即將同一時代層次已識字與未識字相比較,求同別異,來考釋未識字; 一是縱向比較,即將處於不同歷史層次的已識字與未識字相比較,尋求字形在不同時代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線索以及因襲關係,從而以已識識未識,一些學者所總結的據《說文解字》釋字,據《汗簡》釋字,據金文釋字,都屬於此方面。 橫向比較的例如: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上有一字,隸定作“ ”,過去各家釋法不同,所釋亦非。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據戰國中山王方壺銘文中上的“皆”字,指出“今按此字上從虎,有頭與兩足,下從曰,去掉虎頭(虍)剩下兩足(比),與曰合在一起,便與楚簡常見的皆字沒有分別,實際上就是“皆”字。 我們在中山王方壺銘文中也碰到過上從虎下從曰的皆字,但那個皆字所從的虎沒有象比的兩足,不象這裏的字更能說明皆字的演變。” 戰國弩機有一字,羅振玉釋爲“秦”,稱“秦五大夫弩機”。黃盛璋《中山國銘刻在古文字、語言上若干研究》將其與中山王鼎、《漢簡》上一字和司馬成公權上一字左旁比較,認爲“此字是‘委’”,“此字仍然來源於‘委’字省作,去下部‘女’旁而加‘匚’。”“《漢簡》據《字略》注爲‘魏’,看來卻有來歷。”“ 或魏出於後假,弩機仍用作‘委’,意爲委任吏人製造,與司馬成公權‘吏’同,用‘委’字解釋‘ ’與從‘ ’之‘ ’,全部解決。” 縱向比較的例如:甲骨文中一“從廾從其從子”之字,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把它和《說文解字》中棄字篆籀比較,指出:“此從子在其中,廾棄之,殆即棄字。”李孝定《甲骨文集釋》:“字象納子其中棄之之形。古代傳說中常有棄嬰之記載。” 甲骨文有一字,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把它跟《說文解字》中秦字籀文和鄦子妝簠秦字金文字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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