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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营工商业的由来管理论文 正文 摘要：官营工商业的由来 作者：未知 《周礼》记载：“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这是我国古代“工商食官”制度的渊源。《商君书？去强》篇记载：“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意思说，农民、商人和政府官员是国家的常规职业形态。从我国古代历 古代官营工商业得以长期延续，根植于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古代法家思想。概括而言，古代法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在于君主利用统治权，以“刑”“赏”二柄驱使民众勤于耕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刑”“赏”二柄很好理解，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诱迫民众勤于“耕战”可以实现两方面目的。首先，民众能够勤于耕种是农业社会集聚物质财富，保障国民生计的主要手段；民众勇于作战是冷兵器时代军队战斗力的主要来源。其次，如果民众专心于耕、战这两件事，那么，言下之意，国家工商业体系可以由政府来主导和专营，从而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控制力创造条件。从根本上看，古代法家思想是极端敌视和排斥民间工商业和商人的。这种状态几乎贯穿我国古代社会的全过程。 《韩非子？五蠹》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谓“气力”即富国强兵，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要做到民为君用，百姓肯为君主耕战。《史记？平准书》记载古代法家分析民众本性是“趋利而避害”，“恶劳而好佚”；《商君书？战法》则认为民众的特性在于“饥而求食，劳而求快，苦则求乐，辱则求荣，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因此，法家在政治上主张以“权势”制臣，以“刑赏”服民，强调君主“擅权”、“重势”、“任法”、“重刑”；在经济领域则主张以“权”制“利”，以“法”积“财” 古代法家经济思想的主要精神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如《汉书？食货志》所说由政府“通轻重之权”，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这里强调的是通过经济政策的施行，实现对社会财富和民众的有效控制，经济政策服务于国家管理和控制这一宏大目标。二是如《商君书？弱民》中所言“弱民以强国”，弱民就是使农无余食，商无淫利，官则必用。《商君书？弱民》认为，“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所以，“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强国思想还是在强调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有效调控，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和控制力。 古代法家实现其经济思想具体方案主要有三。一是《国语？齐语》中记载的管子答恒公问话：“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即根据土地质地特性、区分征收农业税。二是《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数民任地”，即详细计算土地与人口数量，使土地与人口相匹配，做到“尽地力”。三是《盐铁论？禁耕》中所说“官山海”，“通货积财”和“徼山海之业”，即官方垄断山川、水域和矿藏等自然资源。前两者属于农业领域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资料与劳动力人口的匹配机制，设定合理的税赋水平，以最大限度提高农业生产力，最大限度创造财富。第三者属于工商业领域的国家专营政策，从舆论上强调“山海之利”专在“人主”，从制度上设定关键物资的产权和经营专属，从而为政府垄断性质的官营工商业创造条件。 德术之争 由此看来，官营工商业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确立并长期延续，不是偶然，而是契合法家政治伦理和经济思想的。 但是，我国古代官营工商业制度中因为渗透了法家功利哲学思想，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其他学派道义上的指摘，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此外，我国古代官营工商业运行过程中也是弊端重重，概括包括如下：一是管理不善，缔造贪污腐败温床；二是成本高企，经济效益低下；三是与民争利，破坏社会财富结构；四是错配社会资源，激励统治阶层穷奢极欲；五是示民以利，毒害儒家统治伦理基础。 例如，西汉“盐铁会议”其实质反映的就是法家“术治”思想和儒家“德治”思想之间的冲突。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感叹：“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异哉吾所闻”，其“异”之实，是不同治国理念在官营工商业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还如，王安石“均输法”刚刚出台时，知谏院范纯仁就请求宋仁宗罢均输法，《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记载了范纯仁的观点：称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苏东坡也反对王安石的均输法，《宋史？食货志》记载苏东坡认为：“五百万缗以予之（用于作为均输制度的启动资金），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税）之额所损必多”，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不久即辞官而去。 为了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