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docxVIP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 长沙窑上的胡人形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前言 北朝隋唐时期，粟特商人东来贩易，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建立了一系列胡人聚落，作为他们商业经营的中转站和向东方移民的据点。从北朝末期开始，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府逐渐控制这些移民聚落，其中大多数被转变为乡里，有的则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对于北方丝路沿线的粟特聚落，笔者曾经做过仔细的研究，大体上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1]。 从考古发现及史籍中的点滴记载可知，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也曾进入到中国的南方地区。那么，他们是如何进入中国南方的？他们是否在南方也形成了像北方丝路沿线那样的聚落？他们在南方活动的方式又是怎样的？本文就尝试利用现有资料对这些问题加以初步的清理。 相对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活动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关南方粟特人的研究要少得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1987年，东野治之先生在《香木铭文与古代香料贸易》一文中，根据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带有婆罗钵文（Pahlavi）和粟特文铭文的香木题记，讨论了波斯人，特别是粟特人加入南海贸易的可能性[2]。 1991年，姜伯勤先生发表《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根据1984年广东遂溪发现的南朝时期（420－589年）金银器和波斯萨珊银币窖藏，结合文献材料，论证了粟特人在南海丝绸之路上的活动[3]。 1996年，吉田丰先生在对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中国与印度的粟特商人》一文所做的增补中，对上述两文做了补充说明，特别是指出遂溪窖藏出土银碗上的铭文是粟特文，意思是“（此碗属于）石国（即塔什干）的[ ]sp（人名残），（重）42斯塔特（staters）”。他虽然列举了前人提到的各种岭南地区粟特人的遗迹，但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坚实的证据可以确证公元十世纪前粟特人已经参与了从波斯湾到南中国的海上贸易[4]。 同一年，葛乐耐（F. Grenet）教授也讨论了粟特人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问题，他举出的证据是泰国出土的“胡人”俑[5]。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俑和中国北方出土的胡人俑比较来看，似乎很难把他举出的俑定为确切的粟特人的形象并以此来论证他所要说明的问题。 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唐代异国人像印章 高3cm，底径2.6cm 西安南郊草场城出土北朝胡人饮酒器 高10cm，宽6cm 广州出土葡萄蔓枝纹铜镜 西安出土海兽葡萄纹铜镜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进入南方的途径 中国南方与粟特地区相距遥远，但粟特商人是利之所在，无远弗至的。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如此广阔的区域按理说是不应当被粟特商人所忽略的。 1．泛海而来 粟特之地，曾经是康居国的属地。公元初这里受到贵霜帝国的影响，因此佛教颇为流行。早年入华传教的佛教僧侣当中，就有不少是来自康居的僧人，他们往往以其国之省称“康”为姓，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康居僧人康僧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僧会最初并不是以一个弘法僧侣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而是随其经商的父亲前来的。《高僧传》卷一记载：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6] 由此可见，康僧会之祖上先是从康居前往天竺，在那里居住过几代后，又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然后才辗转进入中国内地的。显然，他们是经由海路来华的。康氏后来到三国吴国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传播佛法。因此说，他进入中国后的主要身份已经是一个佛教僧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粟特商人。不过，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其所走的从印度到交趾的道路应当是一条古代商路。虽然十余岁的康僧会已经是出家人，但他的家族从印度到中国的道路，既是一条传法之路，也是一条古代贸易的通道。 从康僧会一家的行迹可以看出，早在公元三世纪，就有粟特人经过印度、东南亚来到南中国沿海地区，他们采用的路线是海、陆并进。而由于这一地区佛教势力兴盛，所以出身商人之家的康僧会最终却选择了皈依佛门，成为在中国南方传教的著名法师，他的事迹也提示我们注意粟特胡商与佛教之间存在的某种特殊关系。 2．从西域到蜀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粟特人从海路进入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我们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区间接到达的，其中尤其以从西域到蜀地和从关中到襄阳这两条道路的作用最为突出。 我们知道，由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南北处于分裂的局面，因此西域诸国与东晋、南朝的联系，主要是走“吐谷浑道”，又称“河南道”、“青海路”等，也就是说由西域经吐谷浑控制的青海地区，经松潘南下益都，再顺长江而下[7]。粟特人应当也是利用了这条道路进入南方的。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九《蜀部沙门释明达传》记：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素。初受十戒，便护五根。年及具足，行业弥峻。胁不着席，日无再饭。外肃仪轨，内树道因。广济为怀，游行在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