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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食疗养生学的发展历史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也就是说，食物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人体生命活动必须依靠摄取食物来维持。人类为了生活与健康，必须寻找食物，并进一步认识食物、探索食物以维护健康以及防治疾病的效用。从这一点来说，自从有了人类，“食疗”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之中了，史前时期，“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便是最好的例子。 夏朝 〔公元前 21 世纪一公元前 16 世纪）发明了发酵酿酒后。 殷商时代 酒的酿造与应用已较普遍。酒除供饮用外，还广泛用于医药。医用汤液在当时就是从烹调中生产出来的。可见，当时中医食疗已经萌芽。 西周时 （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 771 年）宫廷里就有了“食医”的官职人员，专做帝王的饮食保健工作，膳食的制作已多样化。随着食疗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食疗理论也产生了。 战国时期 （公元前 2 世纪）我国第一部医理论著 《 黄帝内经 》 （包括 《 素问 》 、 《 灵枢 》 两部分）中，对此就有不少的论述。如《 素问 · 脏气法时论 》 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 素问 · 五常政大论 》 也说：“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些既说明了用药的同时辅助食疗的重要胜，又说明了各种食物都需要摄取，和现代平衡膳食性、味的选择与配合相合，为食疗确定了基本原则。 东汉时期 （25 一 220）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药物专著 《 神农本草经 》 。书中十分注意收载能补益强身、防老抗衰的食物，如慧芭仁、枸祀、大枣、获荃、鸡、雁肪、蜜、藕、莲子、胡麻、葡萄等。由于许多食物和药物一样，具有某种功效（称为可食性药物），所以此后仍有把食物载于普通本草书中的。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更把食物用于医方，他创造的桂枝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都可以说是很好的食疗性方剂。其治外感风寒，表虚自汗，服桂枝汤后吸热稀粥助药力的方法，则是很好的饮食护理。此外，他还明确地提出了饮食卫生的观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 （265 一 589 ）有关饮食防治疾病的知识有明显的增长。 晋代葛洪的 《 肘后备急方 》 所记载的许多简便验方中，属于食疗性质的有不少，对饮食卫生与禁忌的记载也比较详细。 南朝陶弘景著《 本草经集注 》 ，充分注意了食物的特殊性在分类上，他把果、菜、米等食物与草、木等并列。在该书“诸病通用药”中列有食物的也不少见，如在“大腹水肿”项下列举了海藻、昆布、小豆、大豆、苦瓜、鲤鱼、鳗鱼等；在“消渴”项下列举了白茅根、冬瓜、牛乳、马乳、小麦等。这些书籍对中医食疗学都有重大的贡献。 唐代 （618 一 907 ）食疗保健有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独立的学问。 医药学家孙思邈的 《 千金要方 》 首先将“食治”立为专篇，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 … 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病，可谓良工。”他强调在一般情况下，应把食疗放在首位，书中还对各种食物作了分类介绍。 其后又有专著如孟洗的《 食疗本草 》 和咎殷的 《 食医心鉴 》 等问世。 宋代 （960一 1279 ）以食物防治疾病已很普遍。如官修大型方书 《 太平圣惠方 》 、 《 圣济总录 》 均专门设有“食治”门，所载食疗方均在百首以上。北宋时期陈直的《 养老奉亲书 》 则专门记载了老年疾病的食物疗法，以及大多比较简便的食疗方。 元代 （1206 一 1368 ）的食疗有了新的发展。有关专著除吴瑞的 《 日用本草 》 、贾铭的 《 饮食须知 》 外，尤以朝廷饮膳太医忽思慧的《 饮膳正要 》 最有价值。该书十分注意日常食物的合理调配和添加适当的药物，对于饮食的烹调制作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明代 （1368 一 1644 ）由于药学和食疗的发展，载人“本草”中的食物也大为增加。如 《 本草纲目 》 所载谷、菜、果、鳞、介、禽、兽等食物就有 500 种左右，对食物的应用，多数还附有验方。有关食疗著作的种类也较多，如卢和的 《 食物本草 》 、宁源的 《 食鉴本草》 、吴禄的 《 食品集 》 、高镰的 《 饮撰服用笺 》 等，均有其代表性。 清代 （1 616 一 1911 ）食疗已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著述亦多。如沈李龙的 《 食物本草会纂 》 、王士雄的 《 随息居饮食谱 》 、章穆的《 调疾饮食辨 》 、袁枚的 《 随园食单 》 等，都很有价值。有关内容涉及面广，既有基础知识方面的，也有应用方面的；既有用于疾病的，也有用于日常生活的。 近当代 国力衰弱，战乱，社会不稳定；西方文化的进入，特别是西医文化的传播，中医逐渐边缘化。中医食疗养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典籍? 中医食疗养生学从古至今已有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