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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体系地认识物权法 徐涤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大陆法系法典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严格的逻辑和体系性。 法典编纂的此种逻辑统一性，以及它在立法成本上的节约，使其相较 就各种民事权利单独立法的模式更为优越。我国自清末变法图强以 来，民事制度多取法欧陆，大陆法系式的概念体系业已形成，而近期 的各项基本民事立法(如合同法等)，莫不以体系化为其特征，将来也 必将纳入民法典的框架之中。因此，对于目前学术界是制定物权法还 是财产法的争论，更多地应该是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然而，在民法体系的构建问题上，我国学者多目眩于法学阶梯式 和潘德克吞式两种法典编纂模式，一味强调这两种模式在外部结构上 的区别，却忽视了其体系化之方法上的共同点，以致于在制定物权法 还是财产法，乃至整个民法典的结构设计上，争论不休，难有共识。 事实上，这些法典编纂模式都是在运用发源于希腊哲学的具有辨证推 理的逻辑方法，对法律体系进行构建，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法学对这一 方法的不同理解和不断发展，以及用以分析的材料不同，才导致不同 结构之法典体系的出现。所以，对各国民法典体系的构造，须历史地 去认识。这一视角，对于正确理解物权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是否 应以财产法取代物权法，甚为重要。公元13 世纪，罗马法学家首次 1 试图系统化地将罗马法予以划分。在 11 世纪和12 世纪，西欧的经院 主义法学家将希腊的辨证法推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试图将法律规 则系统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后，经院派法学家开始对重新发现的 优士丁尼立法文本进行分析和综合，以构建一个更为科学的法律体 系。 [1]就近现代所谓的物权和债权而言，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中，它们被放在关于物的部分。然而，在一场关于“对物权”(iura in re,即人们在物上享有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如用益权等) 和“关于物的权利”(iura ad re,即人们相对于物享有的权利，包括 继承权和债权)的激烈论战后，法国民法典将这一统一性打破了。 [2]这种追求概念之逻辑体系的结果之一，就是其第二编“财产及所 有权的各种变更”的诞生。该编实际上是对各种对物权的规定，它之 所以未采物权的称谓，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法国法对于物和财产的 理解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民法典。在法国法中，“物(chose)和财产 (biens)这两个术语不是同义词：前者是种，后者是属。自然界中存 在的一切东西都被冠以物的名称，但只有那些具有能为某人谋得固有 的和排他性之利益这一性质，并且处于其所有权(propriélé)之下的 物，才被赋予财产的名称。因此，太阳以及各种天体，空气和风，是 物但非财产。”可见，在其最初的和狭义的意义上讲，只有当存在一 有体物并于其上设定权利时，方存在财产。到了现代，财产的范围不 断扩大，它不仅包括被设定权利的物，而且还包括物权、无形产财权 和债权等财产权本身。因此，在法国法上，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东西 都是物(不管是否能给人带来利益)，但并非一切物均为财产，也并非 2 一切财产均为物， [4]其立法中更多采用的是财产这一概念。与之相 适应，尽管法国学者后来采用了物权的概念，但由于法国法并不认为 物是财产的属概念，故其法典只是笼统地规定设于财产之上的对物 权，而未能像概念法学那样从对物权中剥离出物权的概念。 19 世纪下半叶的各国民法典编纂，受理性法学尤其是概念法学 的影响，在对物权的基础上，对物和财产的关系进行界定，由此设计 出物权编。例如，阿根廷1871 年施行的民法典(拉美三大模范法典之 一)的第三编即以“物权”为名，其起草Sarsfield 博士在该编的一 些注释中明确指出，物(具有价值的有体客体)为属概念，财产为种概 念，并认为物和占有乃物权之要素， [5]这与法国法对物和财产的界 定适成相反。作为概念法学发祥地的德国，更是出于法律教条主义的 理由，以客体(Cegenstinde，即广义的物)一词取代了罗马法广义上 物的概念以及法国法上财产的概念，而将物仅仅理解为能给人带来利 益的有体客体，权利则被划入无体客体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