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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M·弗里得曼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by Milton Friedman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对实证科学及规范科学作了区分。他认为：“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规范科学或管制科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的知识体系……；是一门艺术……；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设立的规则体系”。他指出，“这二者之间的混淆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并成为很多贻害大方之谬误的根源”。他强调了“创立一门准确无误的、实证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本文将主要对某些方法论问题加以阐述，这些问题产生于人们为创立凯恩斯所倡导的“准确无误的实证科学”所作的努力，其中特别涉及的是，如何确定某一被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是否应被暂时地接受为“关于‘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系统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凯恩斯所悲叹的这种混淆仍然如此之普遍，并极大地妨害了人们对经济学可以是——而且部分地确实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认可。所以，我们最好在本文的开头先论述一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1．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混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几乎每一个人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与其自身是极为攸关的，而且是囿于他们自己的经历与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一现象构成了不断的、广泛的分歧之根源，并成了频繁立法的契机。那些自许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迥异，而且我们很难保证他们都是毫无偏见的。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即使这些“专家”们几乎一口同声而且毫无偏见，我们也很难完全不加考虑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而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与应该做什么及如何取得某一既定目标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门外汉与专家一样，都在无一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为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并当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推论——或所谓的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推论——不合他们的口味时就否定这些实证结论。 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它要解决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简而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的”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当然，经济学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研究者与被调查研究的事物之间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上述事实在使社会科学家得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的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的目标上遇到了特有的困难。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这两类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作为艺术的经济学，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对采取某一种行动（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将产生的影响所作的预测，而预测又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依赖于实证经济学。当然，在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有的话，那么则不必另外再创立一门规范经济学了）。两个不同的个体可能在对某一个别立法的结果问题上意见达成一致，但其中的一个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有利于平衡，进而拥护这项立法；而另外一个却可能认为这些结果不合意愿,进而反对这项立法。 然而，我对这样一种看法提出疑义：这种看法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毫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来源于人们对所采取的行动将带来的经济影响的不同预测（从原则上说，这些分歧本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予以消除的），而不是来源于人们在基本价值准则方面的根本性分歧。 一个明显的而且重要的事例就是最低工资限制问题。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对这一立法的褒贬纷争，但人们在为所有的人争取到一个“生存工资”这一政策目标上，却形成了根本一致的意见，“生存工资”这一含义模糊的概念在这样的讨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人们的意见分歧主要产生于人们在预测方面隐含的或明确的分歧，涉及到最低工资限制这一特殊手段在实现目标中的效果。该项立法的支持者们确信（预测），法定的最低工资通过提高那些工资收入在最低工资线之下的劳动者的收入，及提高那些工资收入在最低工资线之上的劳动者的收入，进而消除了贫困。而且与此同时并不存在完全失业人数增加及就业条件因该立法的实行而恶化一类的消极作用。而该项立法的反对者们则确信（即预测），法定的最低工资通过失业人数的增加及就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