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一个善于求异的民族.docVIP

PAGE PAGE 4 犹太人：一个善于求异的民族 傅有德 1992年的春天，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翻开了两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同一年，我得机会去英国牛津的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学习，从西方哲学史专业转向了犹太哲学与宗教，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不止一次到以色列本土以及英国、美国的学术机构学习访问，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犹太人。在学习和与犹太人的接触中，我对犹太文化及其民族的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当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个人性的，很难从我所接触的犹太人的个人行为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另外，自己对于犹太宗教与哲学，历史与现状的学习和研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也增加了做出一般性判断的难度。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研究犹太文化的中国学人，在中以建交10周年之际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也还是有意义的。 中国人经常说“求大同，存小异”，意思是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区别和差异只是个别、具体的方面。换言之，同是主导的，重要的，异是非主导的，不重要或不太重要的。所以，每当遇到“之间”问题时，中国人习惯于先找共同点，然后以此为基础，尽量避开、淡化或保留其中的不同，借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实际上，“求同存异”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看待和解决“之间”问题的通则。比较而言，犹太人在同与异的问题上往往认为后者是主导性的，因而更重要，前者是非主导性的，因而不重要或不太重要。因此，他们在遇到“之间”问题时不是求同、趋同，而往往更多地注意到差异。似乎可以说，求异是犹太人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时有意无意地遵循的一条原则，甚至可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可以作为这一特征的一个例证。1993年冬，我在伦敦遇到了一位颇有影响的犹太人斯藤伯格。他是二战期间从匈牙利逃亡至英国的，在商业和文化事业领域卓有建树，被英国授予爵士头衔（Sir）并且得到过罗马教皇的接见。有一天，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希望听听我的看法。这份文件就是现在广为人知《全球伦理宣言》。当时，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刚结束不久，斯藤伯格曾作为犹太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在读这份文件时心情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是因为除了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文风外，其内容和思路都非常符合中国人“求同存异”的观念。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份文件出自谁的手笔以及其他背景，只是感到在承认各宗教或文化之差别的同时，寻求各民族普遍的基本伦理观念，号召全世界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的男女老少共同奋斗，以结束现实的冲突和苦难，实现仁爱、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是符合人类大多数的心愿的。同时我认为这对于犹太人更是一个“福音”，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饱受欺压、迫害和杀戮之苦，其根源与宗教冲突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求同存异”、倡导“仁爱”与“和平”，号召各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伦理宣言，肯定为犹太人所欢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我对《宣言》的认识和非常肯定的评价。有些出乎预料的是，在斯藤伯格爵士读了我的文章后并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和欣赏。他很重视我的看法，要求秘书把我的手写稿打印出来，而且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做变动。但是，他不同意我的“求同”、“求和”的普世主义倾向。他对我说了许多，大致意思是：犹太人和犹太教与其他民族和宗教不同，而且也不求同，他所赞同和接受的是《宣言》中所说的各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我的理解是，在他看来，各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是固有的，这是不可改变的基础，不是用共同性掩盖它们，而是要充分地理解和尊重它们。我感到，我们的分歧是在“求同”和“存异”的关系上侧重点不同。他的侧重点是存异，在此基础上谋求相互理解和尊重。我的侧重点在求同，是在求同的大前提下保留差异。我认为应该以共同的基本伦理原则为基础，这样才有可能进行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并达到相互理解和尊重。如果没有共同的原则，连对话都困难，还谈什么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呢？应该说，斯藤伯格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今世界，必须承认各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否则就容易走向绝对的普世主义，甚至沦为文化沙文主义。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主张共同性的基础上承认差异性，更有利于各个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更容易达成理解与和解，更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仁爱、公正、和平的社会秩序。 其实，犹太人之善于求异和存异是有传统的。《圣经》上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到迦南，冷眼相对那里盛行的多神教，毅然扯起一神教的大旗。直到现在，犹太人仍然高擎着这面旗帜。从亚伯拉罕，经过以撒、雅各到摩西，以色列人确立了“上帝之选民”的概念。这个概念宣称：犹太人是上帝赐予《托拉》的唯一民族，是世界各民族中独一无二的上帝之选民，与所有别的民族不同。不论是在遥远的圣殿时期，还是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