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诗词文.pdfVIP

第三讲：清代中期的诗、词、文 乾隆时期至鸦片战争前(即乾隆至道光十九年，1735 1839) 的文学作为一个阶段来探讨。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学者研 治经史注重训诂、考订，力图以此法达到通经，由通经达于治世， 文人也多重学问，在文坛上，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倡于 前，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随其后，翁方纲别出新意，提出“肌 理说”，实际上与宋人 “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有相通之处。 其间，既有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力主宋调，影响延至清末，也有 郑燮、黄景仁等以才情傲立于诗坛，自成一家。清中叶古文和骈 文均有繁荣之势，桐城派总结传统古文理论，倡“义理”、“考据”、 “辞章”，影响盛于一时；骈文则在前代的沉寂之后，重又复苏， 涌现出诸如汪中等骈文大家。从词坛看，厉鹗承朱彝尊继续倡导 清婉深秀的词风，张惠言的常州词派尊词体，重寄托，则与清中 期重学问之风相联系。 诗 1、沈德潜 “格调说” 沈德潜 （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 州）人。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 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 裁集》）等书。 　　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 “格调说”。所谓 “格调”，本意 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 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 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 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 “温柔敦厚”的 “诗教”。 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 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 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 　　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 “格调”为 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 乾 “盛世气象”的诗风。但唐诗的 “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 的，这种主张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诗 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 人 “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 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2、翁方纲 “肌理说” 　 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的翁方纲（1733—1818），以提倡“肌 理说”闻名。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 “为 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 （《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 诗的根本， “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 （《粤东三子诗 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 宋诗。在提倡诗风的 “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 作质实而少情趣。 3、袁枚 “性灵说”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 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 钱塘（今杭州）人。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 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 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 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 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 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 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 “古之圣 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 母也。” （《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 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 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 “假道学”大 加讥讽，主张 “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 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 “性灵说”，这里的 “性”即性情、 情感， “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 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 “诗者，由情生者也” （《答蕺 园论诗书》）， “性情以外本无诗” （《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 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 “提笔先须 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