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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 试析 一、引言 后来者无法绕开的丰碑 魏晋南北朝隋唐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 位置，中日学界迄今尚无定说。远者不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学界都曾 就中国古史分期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中国学 界形成了所谓“三派五说”：西周封建论； 战国封建论和与之大体相似的春秋封建说、 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论和 与之大体相似的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 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社会性质， 诸说 虽然都认为这一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 但它 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一阶段，相互间仍有较大 分歧；日本学界则有将这一时代视为中世和 包括在古代以内的两种说法， 其对立更为明 显。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导言》中论及 中国6至11世纪即隋唐至北宋时期所发生 的巨大变化时，称引了两位当代历史学者的 卓越贡献。其一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氏，认为 他是“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其观点 “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仍是站得住脚的 一家之言”。其二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 寅恪”，“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 常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同样提出了制度 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洞察力的观点”。剑桥史 作者将这两位学者并列，认为他们的成果是 进一步推进唐史研究的有效“出发点”， 是 非常有眼光的。内藤氏在东洋史领域是一个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关于六朝隋唐方面的 研究，特别是对其时代性质的判断，极具开 创性，其影响在日本学界历久而不衰。中国 的陈寅恪以“不古不今之学”名家， 他按照 自己的家世背景和学术素养， 遵循独特的研 究途径，“在司马光之后”将六朝隋唐史的 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认为不能 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陈寅 恪氏，不曾参与五十年代以来基于唯物史观 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但他对于六朝隋唐的 历史发展及其特征，有着自己独特而通贯的 认识，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影响了中 国的几代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内藤湖南和 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史的研究，已构成后来 者无法绕开的丰碑：对于他们的建树，无论 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其存在。 谷川道雄氏曾在〈〈中国史上的古代和中 世》一文中说，一如在山中迷了路应遵循返 回到出发点的原则，要究明六朝隋唐的时代 性质，应向近代中国历史分期论的创倡者内 藤湖南回归，对其提出的观点进行充分的再 研讨。一个时期以来，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曾 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随着对史学领域中教条、 空泛倾向的深入反 省，陈氏的学术业绩在中国大陆恢复了应有 的地位，许多六朝隋唐史研究者又重新回到 “陈寅恪的基础上”，甚至重新回到陈氏 “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 新世纪 伊始，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 唐史研究并觇望前景时，就不能不回顾这两 位史学先行者的“六朝隋唐论。二、内藤 湖南的“六朝隋唐论” 内藤湖南的“六朝隋唐论”，立论于他 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之中， 甚至可以说是 他所建构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简单地说， 就是将六朝隋唐确立为中国的“中世”。 “中世”或“中古”，以及“上古”、“近 世等词汇，在汉语中古已有之，都是就距 离所处时代之时间远近而言。 内藤氏以前的 中日学者，已有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历史分为 上世、中世及近世者，但大抵以朝代为单位， 非如欧洲史上的古代、中世、近代，各有明 确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内容， 前后变迁之 迹亦历历可寻。内藤氏的六朝隋唐中世论， 则具有中世之所以为中世的具体内涵和特 征。内藤氏通过两个核心的命题，即“唐宋 变革论”和“贵族制论”， 具体表现了这些 内涵和特征。 内藤氏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 近世开端 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即被欧美学界广 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已成为内藤史 学的标识。我们知道，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 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 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 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 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 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 而内藤 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 “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 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 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 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 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 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 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总之，贵族 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 被视为中国中世 的根本和象征。 “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 不是根据制度 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 而是作为地方 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 从这种关系中 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 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 官”，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 义上的承续。 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