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艺术.docVIP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些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清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讽刺文学明珠。同时，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发展到高峰。鲁迅曾评价到：“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简称卧评)，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今人吴组缃、姚雪垠等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在他们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中有论述到。而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和经验总结概括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本文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从小处着手，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加以剖析，在继承鲁迅的讽刺艺术经验的同时并努力有所发展，一方面使讽刺艺术特色更明了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其讽刺艺术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达到的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为此，本文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性概括为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写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写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曾经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写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达到“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叙述的客观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体现在故事叙述的客观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断语，让是非曲直自现于阅者面前。如小说第四回，写范进在母亲新丧期间，与张静斋一起跑到汤知县那里去蹭饭，他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又没有准备素席，担心他也不用荤酒，那范进就不能吃这顿饭了。没想到范进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鲁迅对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