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堂女生的入学要求及人文素质.doc

近代学堂女生的入学要求及人文素质 　　近代女子教育是在一种充满拼搏感的氛围里发展起来的，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因此实行女子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国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是对旧制度与旧文化的致命冲击。在新旧制度的碰撞中，中国的女子教育经历了从“该不该教育”到“如何教育”的演进，率先觉醒的一部分知识女性对自己的权利与人生义务有所认识，她们开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现实与理想的纠葛之中，勇敢地向着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生模式迈进。最先觉醒的近代知识女性对封建传统深恶痛绝又缺乏反抗的力量和知识，于是走进学堂，用知识充实自己就成了近代知识女性的一条光明畅达之路。 　　正如罗苏文在《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指出的那样：“全面考察女性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认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女子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开发女性智力，改变女性对资源占有的劣势地位打开缺口，为女性形象的重塑奠定基础”。近代中国女子的教育始于沿海地区开创的教会女学，1844年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女塾，应当是中国内陆最早的一所教会女塾，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式的女性教育。在此变革之下，中国女性经历了从“贤妻良母”式的教育到“男女平等”的国民式教育的发展过程。新式女子教育的发展，唤醒了妇女的自觉意识，揭开了中国妇女觉醒的时代序幕，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知识女性的群体。本文针对近代进入学堂求学的女生群体进行理性分析，以求看出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发展历程。 　　一、近代学堂女生的入学要求 　　19世纪初，英美教会纷纷在中国大陆创办女学堂时，男女之大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信条。在这种社会语境中，让女孩子单独走出家门，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学习，几乎是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所以，初来中国的教会人员所面临的首先是招生难的困境。在无人敢入洋学、更无女性敢入洋学的现状之中，教会人员只能在贫苦阶层甚至流浪者、孤儿院中招揽免费的女学生，以解决学生的衣食为条件，甚至还会支付给家长一定数量的金钱才能换取女生到校学习的机会。[1]事实上这种社会底层的教育对象只是暂时解决了学校的生源问题，使学校在仅有两三个学生的情况下勉强开学，但就教育前景来看，这个方法并不能提高民众对女子教育的积极性，也不能改善女子教育的现状。当时的学者胡卫清就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生“身体与智力条件”都很低（特别是有些学生是孤儿或弃儿，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残疾），所以成材率较低，没有培养价值，也不能扭转中国女子教育的前景。数十年之后，随着中国女子教育形势的转化，女学堂的招生不再困难时，女学的创办者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招收上流社会的女子入学，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女性人才与女界精英，最终彻底扭转女子教育的局面。于是女学堂的招生对象也开始向上流社会的女性倾斜，女学堂开始向女生提出了苛刻的入学要求。 　　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学堂已将招生目标转向上层社会之家，女生主要为富裕绅商家的女眷。此时中国人创办的女学更是汲取了早期教会女学的经验，从创办之初即以大家族的女眷为主要招生对象，从而使女学堂的生源质量大幅度改观。特别是中国官商创办的女学，更是直接提出了招收“最有希望的阶层”的女子入学的招生观念，并且女学堂的创办者还把中华民族的“兴国保种”理念引进学堂，认为只有身体与思想健全的女子，才能孕育出健全的下一代，才能保障下一代国民的质量。而当时的开明官绅家的女子在父辈的影响之下，她们拥有健康的生活理念，最早放弃缠足陋习，并具备一定的学业基础与经济条件，符合当时女学堂的入学要求。在此社会语境之中，许多国人创办的女学堂对女生的入学要求，基本上可分为如下四种： 　　（一）身家清白 　　所谓“身家清白”是指女生没有不良品性，更没有如娼优、姬妾、奴婢、姘居（也包括恋爱同居者）、品德败坏者的社会记录，以确保入学女生成分的纯洁与高尚。因为新式学堂的宗旨在于培养自立自强的新女性，谋求女性自身的价值，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所以，凡以入女学堂为提高身价之路径或是把妻妾女儿送来镀金者，一律受到女学堂的拒绝。1909年7月7日的《申报》“清谈”栏目，曾怒斥上海出现的“夜游园”现象云：“逐暑花园者，滑少浪子之膀子场也，荡妇淫妓之消魂窟也。今天渐热矣，而此一班寡廉鲜耻之鸟男女方将约娇头、邀相好、坐走马车、游夜花园招摇过市以为乐，而不料恶作剧之。”又从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妇女问题》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曾出现过相当混乱的婚姻状况，女性的道德价值观也出现偏差，如“不合法的结婚，即友爱结婚（中国的姘头结婚），这在法律上是不承认是合法夫妻的，但这种男女的结合已在广泛地实行”；“昨天用姘头式、媒介式、广告式及其他种种方式结婚的夫妻，假使发现其对象不合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今天便马上可以离异，另觅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