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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史》中的中国元素 ---- 与张献忠的关系以及北京城建筑的分析 王超一 1107 11 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 在域外汉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个我们不能容忽视的外国人， 他是四川天主教 的开教者，对中国的传教士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他就是 17 世纪来中国传教的安 文思神父。安文思是他的中文名，他的原名叫加伯利埃·麦哲伦 (Gabriel de MagalhSes,1609—1677) ，葡萄牙人，也是著名的航海家。由于在华传教长达 37 年，他甚至都有了中国的“字” ，他的字是景明。自 1648 年抵京到 1677 年逝世 , 安文思在北京度过了 29 年的漫长岁月 , 除了有一次奉皇帝之命前往澳门之外 , 从未离开过。他对北京城相当热悉 , 这里犹如他的第二故乡。 而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写的 《中国新史》 也是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内学者计翔翔在其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 一书中认为，《中国新史》是西方早期汉学第一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和第二发展阶段的起点， 甚至认为它已经走出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 从汉学角度上讲， 他对中国的介绍更为系统和全面，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广。 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中也提到，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就是在法国传教士入华前，入华传教士已经在西方出版 的一些重要的汉学著作之一，这就充分肯定了《中国新史》的文学重要地位。 《中国新史》原叫《中国十二绝》 ，也叫《中国新志》其实就是介绍了安文思对中国感兴趣的十二点或者说作者认为中国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这十二点包括中国的版图、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典籍、中国的礼仪与教养、中国 的水运和公共工程、中国的工艺制造、中国的物产以及孔中国的学者 - 孔子，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君主以及北京城。可以看出，其中涉及中国元素之广，有建筑方面，有文化方面，连政治方面都有；而且也很细，有对中国称谓的研究，也有 对中国人名的讨论。 在涉及中国元素方面， 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 赵欣的《汉学名著安文思 中国新志 英译者辩误》中，就提到“美国学者拉赫说《中国新志》是当时内容最丰富、描述最精确的一部汉学著作” 。这本书的印制版本也有几种，但是属于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书中的大象出版社的 2006 年的版本，由何高济译的《中国新史》 ，是比较权威的版本。这个版本共有二十一章，后附 有安文思传略和鞑靼战纪， 而每一章后面都带有注释和说明， 值得研究。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版本的书进行讨论分析。 《中国新志》内容丰富 , 描写翔实 , 资料全面 , 并且通过和前人及同辈类似作 1 品的比较论证 , 以及大量的实地调査 , 对某些定论进行了纠错 , 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 增强了作品的研究性和学术性。在这其中，很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安 文思和张献忠的两个人在四川的关系。 澳门大学历史系的汤开建教授的文章 《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 ，是国内首先系统梳理安文思在花活动的论文， 他在这篇文章给了安文思很高的评价， 他也提到了安文思 和张献忠的关系。 作者提到，“从这些来自安文思神父原始记录的文献可以看出， 当时的张献忠对天主教是友好的对有学问的’西士’十分推崇， 安文思神父也正 因为张献忠即赐徽号， 称二位神父为’天学国师’， 安文思即接受官袍， 成为大西政权中地位显著的‘天学国’。 ”而张献忠前期之所也对安文思表示友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对 “宗教” 的好奇。而安文思也确实在张献忠之下做了一些关于传教和大西政权的事情。 而安文思在四川的主要的传教贡献与张献忠是分不开 的。汤开建和吴艳玲的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华活动考述》 中总结《中国新史》时也提到，安文思对传教士的贡献在国内研究主要体现在表现为 《中国新史》 及与张献忠的关系上。但是不可否认在大西政权的初期，除了对张献忠的劝化外， 神父们还在朝臣和官员中继续传教。 安文思在书中也写到了对张献忠的评价， 认为他并不是一个适合交往的人。 而两个人之间既不算是敌人也不算是朋友， 只能算是各取所需。 安文思除了在四川待的时间不算短以外， 北京也是他的主要活动地点。 关于北京皇城的记载 , 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 , 同时 , 也可以在同时期西方人的 游记、史志、信札和小说中找到很多珍贵的史料。 这些史料或可弥补中国正史之阙如 , 或可与中国史料相互印证。在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中，也有关于北京京城的描写。全书的二十一章中，有四章都与北京皇城有关，可见，安文思对北京 的建筑也很有兴趣。李真的《来华耶稣会士著作中的北京皇城记载考 ----- 以 中国新志 为中心》中，就提到了安文思对北京皇城的关注。他在论文中说到安 文思在写北京城时的缺点： 安文思所使用的建筑名称 , 有的用淸代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