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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历程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 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 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 化的步伐。 ( 一 ) 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 2003 年 5 月 12 日，《公共卫 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 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2003 年 8 月 27 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 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04 年 2 月 18 日， 《党内监督条 例 ( 试行 ) 》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 应处分。 2004 年 4 月，《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明确提出“权责统 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 行政执法责任制 以及完善 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2006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 》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 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 二 ) 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 2003 年下半年，我国 天津 、重 庆、 海南 、长沙、 大连 、湘潭、 广州 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 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 行政首长 进行问责，也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 法委托履行 行政管理职能 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二、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轨迹分析 （一）从同体问责为主向 异体 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 同体问责，是 执政党 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 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 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 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 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 开始转向异体问责。 1. 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 3 条、第 128 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 人大“负责”。当然，各级人大仍然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 予其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投 不信任票等。 2. 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媒体能及时揭露各种腐败 现象，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媒体独立性与中立性逐渐增强，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中来。 3. 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 1982 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 《宪法》 第 41 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 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二）由应急型问责机制向长效型问责制度转变 以前往往是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会对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