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夜莺与玫瑰》林徽因译本谈文学翻译的再创造.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从《夜莺与玫瑰》林徽因译本谈文学翻译的再创造 内容摘要：《夜莺与玫瑰》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代表作，本文以林徽因译本为例，讨论文学翻译与再创造的关系，并从语言形式、语义信息、修辞手法等三个方面分析原作的意义与风格是如何被再创造的。 关键词：《夜莺与玫瑰》 林徽因译本 翻译再创造 1.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作为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戏剧、童话、小说等都充分体现着“艺术至上”的美学观点。《夜莺与玫瑰》是王尔德最负盛名的童话之一，王尔德用词简明轻快，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文字充满艺术感染力，散发着美的气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人开始了对西方唯美主义的译介，继胡适和穆木天之后，林徽因也着手翻译了《夜莺与玫瑰》。作为第一位翻译王尔德的女性作家，林徽因的译作充分体现了她对于语言美和内容美的双重追求，本文将从林徽因《夜莺与玫瑰》的译本着手，浅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 2.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古今中外，不少翻译学家都认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金圣华曾表示，“文学翻译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翻译，就是因为层次高，要求也高。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文采尽失，这就等于把鸡汤糟蹋成清水了，……上好的文学翻译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创作。”[1]谢天振也认为，“文学翻译就是把用一种语言创作的包含一定社会生活映像的文学作品尽可能完好无损地移注到另一语言中去的一种社会活动，使读者在读译文时也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悟、感动和美的享受。”[2]因此文学作品要译得好，译得传神，必须有译者的再创造，但译者的创造是有限度的，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摆脱原作的形式桎梏，用另一种语言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作的整体风格与意义，这个理解加工的过程就是再创造。 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在限度范围内的创造性翻译也是一种忠实，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对原作的不忠，甚至可以说是自我的文学创作。思果曾说：“翻译是创作，至少是另一种创作，除了不要布局，构想，一字一句都要创作，而且很难，因为没有自由。”[3]文学翻译是译者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原作就是约束译者自由发挥的镣铐，负责任的译者以原作为依托，不拘泥于语言形式的一一对应，而是抓住原作的精髓，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传递原作的整体风格和意义，一分不增，一分不减。但许钧也说：“艺术的东西是无法量化的，对不同功力的译者来说，文学翻译的限度是不一样的。既然文学翻译再创造是针对原作艺术个性而言，那匠心变化、妙不可言的独特风采的传达是难以以条条框框所界定的。”[4]因此，笔者试从以下两点来讨论译者进行再创造的度。 2.1避免过度归化 西方翻译史上，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最早提出两种翻译途径，即读者接近作者，或作者接近读者。韦努蒂则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概念：归化就是以目的语为归宿，采用译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往往需要译者积极地发挥创造性;而异化则恰恰相反，以源语为归宿，保留源语表达方式，不要求译者发挥任何创造性。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的翻译方法往往能使译文更流畅自然，易于接受，但若把握不好归化的分寸，则会模糊文化差异的界限，损害民族特征。林徽因把“feet”和“gay dresses”分别译为“莲步”和“华服”，并把外国乐器“harp”与“violin”译为中国乐器“丝竹”，极具文言气息，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再创造其实是不必要的，这不仅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对等，还会让读者纳闷：难道国外也有丝竹可弹？不妨就直译为竖琴和小提琴，这不仅不妨碍读者的理解，还能丰富对源语文化的认识。 2.2切忌主观随意发挥 文学翻译的再创造，在笔者看来其实是一种妥协或说不得已的做法，若单单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就足够传达出原文所有的神韵与精髓，那译者的再创造就是不必要的。这种情况下的再创造就是对原作的不忠，对读者的不负责。林徽因的译文中随意发挥的地方很多，从整体布局上看，林徽因对段落进行了合译与拆译;从句子上看，林徽因对原文语句改动颇多，增译了一个段落，还将一些句子省略不译;从词汇上看，林徽因也常常不忠实于原义，如将“daisy”，“bluebells”和“heather”分别译为“金盏花”、“桔梗”和“野草”，但按照原义直译为“雏菊”、“风铃草”和“石楠”又有何不可？ 3.文学翻译再创造的表现 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為了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和原文读者一样的阅读体验，译者不免要进行再创造，通过总结归纳，笔者认为翻译的再创造常表现在语言形式、语义信息、修辞手法等三个方面。 3.1语言形式 文学翻译的再创造首先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