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环境作用》.docxVIP

古代自然环境作用 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 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 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 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 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 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 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 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 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 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 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 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 太湖周围的低 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 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 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 碑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 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 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 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 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 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 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 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 以尽量发挥土 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 以进一步适应 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 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 “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 ？？，皆 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 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 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 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 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 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 “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 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 42万余 亩，至清嘉庆间，增为 55万余亩，大都成 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 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 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 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 甚至在地跨高田地 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 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 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 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 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 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 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 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 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 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 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猪灰”，到“近镇买 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 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 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 洲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 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 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 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 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 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 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 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 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 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 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 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 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 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 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棉花和蚕桑 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 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 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 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 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 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 “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 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 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 它们都 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 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 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 发展农产品产业 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 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 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 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 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 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 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 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 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 棉纺织已从副业发 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 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 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