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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殷商时期量词研究综述 摘 要：量词丰富是汉语的一大特点，现代汉语中量词十分丰富。殷商时代中的量词，尚未发展到如此地步，然而某些复杂的现象已经开始萌芽。关于甲骨文中量词这一词类，学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因此本文主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关键词：殷商；量词；综述 甲骨文、金文是我中华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财富，它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史学材料和语言文字资料。对于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学者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于甲骨文、金文的词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其中量词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研究的课题。在甲骨文、金文中，有几个词在计量事物的时候很活跃。主要有卣、朋、丙、两、屯、升、这几个。对于甲骨文、金文中这几个词的词类划分，学者们有两种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殷商时期的量词虽然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已经产生，并从其他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有些学者则认为没有必要划分出量词这一词类来。现将具体研究情况陈述如下： 一、殷商时期量词研究 对于殷商时期的量词，有些学者从古文字考释入手对这几个词的本身进行了研究和考量。有些学者则从语法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一）古文字学角度的量词研究 王国维《说珏朋》一文中说：“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他从“宝”字从玉从贝，证明“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还认为贝与玉皆有物以系之，“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然二字于古实为一字”，“然以珏朋诸字观之，则一珏之玉，一朋之贝至少当有六枚，余意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和二系为一珏，若一朋”。珏与朋并非一字，但朋与珏分别是贝与玉的单位则确定无疑。 于省吾先生的《释两》根据商周古文字的构型及出土古代车辆的实物，交相印证，得出比较合理的看法。“两”字的金文字形写作。于省吾先生指出“两”字所从的丨像车的单辀。冂像辀前的横木。而“从”字则取象于衡上的两轭。“两”本指双轭（双马拉）的车，原先都为名词，其作标准量词，可能都经过由原身量词转化的阶段。 汤余惠《商代甲骨文中的“丙”和“两”》认为甲骨文中的“丙”、“两”同形，“丙”字主要用于天干地支纪日中。而与车马联系的单位是“两”而不是“丙”。这两个字可能是造字上的偶合，为异字同形。后来为区别两个字，金文中的“两”重构出一种较繁的写法。可能是“两”的初文，意义就是车一乘。而“两”就是后代的辆字，后来添加形符车而成“辆”。由于车有两轮，引申为一对或一双的概念。在甲骨文中，计量马的数量，常用“两”，表示一对马。 （二）语法学角度的量词研究 李若晖在《殷虚量词初探》中结合语言学和古文字学，对商代量词进行共时与历时的考察。共时观察中将量词分为单位量词和临时量词。而单位量词中又分为普通单位量词和特殊单位、无标准、规定单位。并从语言学角度对卣、朋、珏、屯这些量词进行分析。历时考察中，李若晖概括了殷商量词的特征，具体包括词性的不确定、数量少、类别少，后置于名词等特点。而后概括了殷商量词的演变过程。包括词义虚化，日趋丰富，名量位置有变化的趋势。最后李若晖对量词的起源进行了推测，他认为量词的产生是语言表达中修饰和表意的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 程文文在《从出土文献看数+量+名结构的历时形成过程》一文中将甲骨文中的量词分为容器量词，集合量词和拷贝型量词。认为拷贝量词是最原始的个体量词。并对“名+数+拷贝量词”的产生原因进行阐释。认为汉语“数+量+拷贝型量词”是汉语计数结构“名+数+容器/集合量词”类推作用的产物。甲骨文时期，容器只有计数的功能，若要表达计数功能，需要以容器本身作为计量单位。集合量词本身就有天然单位，为了方便计算，人们又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一个定量单位。容量和集体量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要计数，人们必须借助容器量词和集合量词。这就形成了一个“名+数+X”的框架，而个体单位由于类推作用就进入了这个框架，产生了拷贝名词。拷贝名词具有滋生大量同音词，模糊名、量之间的界限的局限，不符合语言的听感。后来逐渐被一般量词所取代。甲骨文中的“名+数+拷贝量词”是后来个体量词产生的关键。从程文文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了甲骨文中三种量词产生的原因以及后来“名+数+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的形成。 张桂光的《商周金文量词的特点》结合商周金文的实际，探讨了商周金文的种类，将量词分为原身量词，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借用量词，度量量词五类。而后他归纳了商周金文的特点。即商周金文见证了原身量词的发展、转化与衰落的过程。商周金文存在不同事物共享一个量词而所代表的数量不同的情形。商周量词的组合形式尚在规范之中。在位置上，量词已经由名词后向名词前移动。而名词性较强的量词有向典型的量词发展的趋势。张桂光从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