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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南城门修缮工程施工中发现石造像残座
杜平
【关键词】河北正定;
南城门;
石造像残座
【摘 要】20XX年3月,正定南城门修缮工程在瓮城外西南侧施工时,于地下两米深处发现一件石造像残座。此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原座上佛像毁弃后,又将座之顶面重新雕刻为一佛龛。座之原始雕饰现仅存侧面四神王像和民间佛教团体“义邑”中都维那、维那、邑子题名。根据四神王及佛龛中残存菩萨像的造型特点,文章初步分析认为,此座原系北朝石造像底座,宋朝对其进行了再利用。
20XX年3月,正定南城门修缮工程在瓮城外西南侧施工时,于地下约两米深处发现一件石造像残座。此座系汉白玉石质,残长68厘米,高34厘米,残厚51厘米。根据一般佛教造像形制及残座现状推测,该座原应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四面有雕刻和铭文。现仅存两面雕刻,其中侧面刻有四神王像和民间佛教团体“义邑”中都维那、维那、邑子题名,顶面雕刻为一佛龛(图一)。
残座侧面四周边框尚存三面,上框残长65厘米,宽9.8厘米,其上纵向阴刻题名“都维那”9人、“维那”25人,其中5人姓名漫漶不清。下框残长59.5厘米, 宽8厘米,阴刻题名31人,其中3人姓名不完整,2人姓名不存。侧框宽10厘米,阴刻题名3列共12人,其中上列名字已不存。残座左侧壁原刻题名3列,现完整者仅存中列11人。以上题名均以竖栏相隔,以刘姓居多,计51人,其余分别为靳、周、赵、彭等姓。边框内浮雕四尊神王像,并列而坐,无龛相隔。神王体态壮硕,面形浑圆,上身袒露,下身着裙,披帛自肩绕臂飘下。除右侧一尊外,其余三尊头戴莲冠。左侧第一尊结跏趺坐,左手叠于右手上,执一树枝于胸前,当为树神王。其余三尊均为舒相坐。左起第二尊双手举于胸前,但手印难以辨识。右起第二尊右手垂置于内屈的右膝上,左手执火炬扛于肩上,为火神王。右起第一尊双手执风囊,头发被风吹起后飘于顶部,当为风神王(图二)。
赵秀荣在《北朝石窟中的神王像》一文中称,神王像源于印度民间信仰与婆罗门教[1],5世纪在我国始有出现,北朝时期较为流行。上世纪在甘肃武威、酒泉、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陆续发现的北凉石塔(426—436)所刻神王像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神王形象[2]。北魏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北齐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河南安阳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北周的宁夏须弥山石窟等都有神王这一佛教艺术形象。此时期的单体造像基座上也不乏神王的装饰,如现存正定县北白店村的东魏武定元年(543)大通智胜佛[3]及现存正定隆兴寺的元氏开业寺北朝石造像[4],其基座两侧面都雕有神王像。正定南城门出土的这件佛座中神王像在排列上呈并列坐式,不设佛龛,正定北白店东魏武定元年(543)大通智胜佛基座两侧的神王亦如是。而其壮硕的体态,简单的衣饰,头戴三瓣莲冠等形貌,尤其是树神王双手执树枝于胸前的特征与北齐时期响堂山石窟中的树神王相近[5]。
由于此座铭文中的造像年号部分不存,故具体雕刻时间不可知。但从神王题材出现、流行时间及神王造型分析,此座应为北朝东魏至北齐之物。在现存雕有神王题材的佛座中,仅见流传海外的东魏武定元年(543)骆子宽等人造像碑上的神王像旁标明神王名称[6],为我们提供了神王像形貌比较和定名的可靠依据。此座中各神王亦是参考骆子宽造像碑神王形像及榜题而定名的。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迭起,民生凋敝,人们祈冀平安幸福,加之佛教经典对“造像”“观佛”功德的宣扬,建功德、求福田的造像之风盛行。由此而引发的以民间佛教徒为主的佛教组织“义邑”应运而生并遍布城乡。“义邑”中“维那”应是管理此团体一般性事务者,“都维那”则是总领其事者[7]。此座现存铭文中即有“维那”21人、“都维那”9人。
与一般造像基座不同的是,此座在首次镌刻后进行了再利用。即座上原供佛像不存后,又将承托佛像的基座顶面雕凿成一座佛龛(圖三)。佛龛残高5厘米,宽57厘米,边框内浮雕像原应为上下两层,现仅存下层五尊。一边三尊、一边两尊分立两侧。惜风化剥蚀甚重,仅右侧两尊衣饰、手印依稀可辨。二者正面含胸而立,一人双手合十,一人双手于胸前交叉。上身着胸部束带衣,披帛绕臂垂飘,下着至脚踝长裙,腰间裙带自膝间垂至底座。其形象与20XX年2月正定南城门内城城门墩台西3.8米处出土宋代石雕龛1号造像的菩萨裙饰极其相近[8],因此将此龛造像时代初步定为宋代。若将宋代雕刻的佛龛立起,原北朝造像残座雕有神王的一面就成为了佛龛基座的底面。
此佛座虽残缺严重,但本身既有北朝造像,又有宋代造像,集相差四五百年的两个朝代造像于一身,此种现象在佛教造像中较为少见。
(本文撰写中得到了贡俊录、王巧莲二位同志的支持与帮助,谨致谢忱!)
[1]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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