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西行”与中国画的现代转型.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本土西行”与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黄宗贤 学术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中，向来更关注、重视“海外西行”和“西学东渐”现象，着重探讨西方艺术观念、思潮、风格对中国艺术的影响，着重“海外西行”艺术家在中国对西方绘画的传播实践研究。其实，“本土西行”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并且延绵不断的现象，其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构建同“海外西行”一样重要，也是对“海外行”或者说“西学东渐”的一种充满特殊意味的回应。 “本土西行”是20世纪中国艺术家体认、探究民族传统艺术资源，为构建中国艺术的现代形态所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随着国家文化重心的西移，为了维护民族文化艺术的尊严，探寻悠远深厚的民族艺术文脉，力求实现“外来艺术中国化，中国艺术现代化”的转换，一批批艺术家（包括海外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如张大千、王子云、吴作人、谢稚柳、关山月、关良、庞薰栗、董寿平、李可染、黎雄才、常书鸿、董希文、司徒乔、韩乐然及大批延安的艺术家从内地、从东部走向西部，走进少数民族地区，走进敦煌，走进民间艺术的文化现场，掀起“本土西行”的热潮，形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一个特殊文化“景观”与现象。众多艺术家在“本土西行”过程中，在借鉴外来艺术观念、思想的同时整合了传统的艺术资源，融入了全新的艺术感受，使自己的艺术创作风貌或者学术研究的兴趣与方向都发生了转换。可以说，“本土西行”为中国艺术的现代转换注入了新的内涵，找到新的方向，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输血供氧”的作用。 中国画家走向西部，要么在触摸艺术遗迹过程中而获得传统的惠泽，要么在西部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中激发创作的灵感，要么在绮丽多姿的自然山川中获得艺术的滋养。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率弟子、友人奔赴大漠深处，开始了敦煌艺术的考察、临摹与研究。在敦煌临摹考察近三载，加深了张大千对中国绘画宗流派别的理解，他的人物画风格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谢稚柳所曰：“大千的人物画本来画得很好，自到敦煌后，他认为唐代的人物画，那种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所以当他临摹了大量壁画之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去了原有格调。他后期的人物画格，正是从此而来。”（转引自《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特别是他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对于中国文化界，特别是美术界无异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使民族情绪高涨的画家们对中国艺术传统的范畴、内涵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的报纸称张大千将敦煌壁画之精华“择要临摹……公之于世，匪独其本身有极大之成就，于中国绘画之起衰救弊，亦有莫大之功绩”（罗文谟《敦煌壁画之艺术价值》，载1944年2月14日《新新新闻》）。继张大千之后，谢稚柳、吴作人、关山月、关良、黎雄才、孙宗慰、董希文、关良、常书鸿、司徒乔等一批艺术家先后走向了大西北，走进了莫高窟。 在一些艺术家触摸深厚传统的同时，更多的艺术家，如庞薰栗、赵望云、傅抱石、陆俨少、董寿平等诸多画家也走近了民族村寨和自然山川，去感受鲜活的民族风情和绮丽的造化之势。西部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无疑也给予了艺术家一个文化想象的巨大空间，充满新异之感。不同民族的原生态生活和艺术样式给予了艺术家全新的感受，他们以真情实感来表现不同民族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夷狄”的偏见和文化想象，少数民族以一种纯朴、健康、善良、雄勇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图像世界。无论是赵望云在抗战期间所作的系列苗女图，还是他的《西北旅行画记》，以及叶浅予所作的藏区人物系列，还有庞薰琹吸收了中国画元素所作的《贵州山民图》等作品中的西部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都完全不同于传统艺术图像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走向西部不仅给艺术家们新的艺术感受与新的创作素材，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如赵望云，正是在他抗战中的西北之行使他的西北情结再也难以割舍，以至在抗战后期，他就迁居西安，全力描绘大西北的风土人情，表现大西北古朴纯厚的文化精神，直至三十多年后他把自己融入这遍黄土地。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艺术家们走近传统，走向民间、走入民族地区的同时，也向自然回归。西部，特别是巴蜀奇山秀水、大江险道，给予了画家们全新的艺术感受，使他们在艺术上实现了新的超越。董寿平曾客居在都江堰宝瓶口附近，房屋面对二王庙，濒临滚滚的岷江，放眼远眺则是秀丽的青城山色。他时常伫立窗前静观天云飞驰于千峰万仞之上的壮观景象，聆听山脚下终日轰鸣不绝的涛声。“物虽无情，运者有情”，情景交融，原来擅长花鸟的董寿平在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多了起来。张大千因抗战返蜀，留蜀期间，他不仅画了许多与青城山等蜀山相关的画作，并且由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