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 摘要：作者通过回顾自己30年来的治学实践，对“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的来由、内涵、意义、价值及今后的研究去向进行了详细论述。文章指出：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 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解救生态危机还必须引进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切相关的“精神维度”。文章还将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生态学三重性”与“生态三分法”加以比照，指出东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着“精神救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更多地参与到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文化的过程中来。文章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的生态时代，精神生态研究的历史使命是改善人类内在精神状况、弥合破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祥和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人类精神的“起始点”与“制高点”的审美与文学艺术创造活动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精神生态; 生态学三分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建设性后现代 “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日常话语界，如今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在诸多学术检索库中往往可以搜索到数十上百万条关于“精神生态”的信息，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三十篇左右的相关论文发布，波及的范围也已经从文学艺术延展到历史研究、宗教哲学、心理治疗、城市景观、园林规划、室内装潢、社区文化乃至丧葬习俗等诸多领域。 中文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关于“精神生态”的条目中写道：“鲁枢元提出‘精神生态学”，“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鲁枢元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建构起他对精神生态的理解。”从多年来发表的一些论及精神生态的文章看，也往往把“精神生态”这一“发明权”赠予我。但“精神生态”这一用语并非由我最早使用，它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或术语或许可以说是由我界定的。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有责任将“精神生态”的来龙去脉给公众一个交代。 一 “精神生态”的由来 据检索，“精神生态”一语在中国大陆最早见诸公开发表的文字，是1985年1月思之在《兰州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这篇文章论及“精神生态环境”时将其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1985年4月刘再复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一文中提出“我们精神界也有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生态”一词，实际上却为“精神生态”的问世提供了铺垫。① 思之的文章我没有看到，而那段时间再复先生与我联系较多，在1985年4月7日他写给我的信中就曾谈到“深深感到在精神界也应当与自然界一样，应该有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平衡”②。那时人文社科界还很少有人使用“生态”这样的字眼，他的这些话或许已经在无意识中感染了我，至于我在回信中对他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与此同时，《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本书《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出版发行，那段时间我正热衷文学艺术创作心理的探讨，这本书中讲到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局限与人类心智的局限，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以至于1987年秋天当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赴意大利访问时，特意要求增加造访罗马俱乐部的安排。9月16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位于罗马市“猞猁学院”的罗马俱乐部总部，那时创始人奥瑞里欧·贝恰（Aurelio Peccei，1908—1984）已经去世，我们与生态文化界弗朗西斯科·加博里叶里、卢洽诺·贝代、马利尼·贝多罗三位教授进行了一番畅谈。加博里叶里教授告诉我们：“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这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能够及时觉察到环境的细微变化，又能够迅速付诸行动。罗马俱乐部的这只“猞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十多年后我出版的一本文集书名就叫《猞猁言说》。 现有资料显示，我最初讲到“精神生态”是1989年暑假期间在张家界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态”正在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部分中国人的生态境况发生了可怕的倾斜，导致了文化的滑坡、精神的堕落、情感的冷漠和人格的沦丧。③ 这篇讲话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提，突出了“精神生态”的独立地位。此后，我便渐渐开始关注生态问题。 1990年夏天，我带领两位硕士研究生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