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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情感治理：逻辑、着力维度与实践进路 摘要：社区情感治理是社区治理主体和居民之间通过社会互动及情感传递，借助情感治理策略，强化情感投入，进而达成社区治理目标的过程。社区情感治理有清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以及“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和“把情感作为治理手段”两个着力维度。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可从回应和满足居民情感与需求、培育和塑造社区正向情感、挖掘和援用社区内生组织的情感资源、嵌入和内化外源组织的情感支持等实践进路落实社区情感治理。 关键词：情感治理;社区治理;逻辑;维度;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139-006 随着20世纪末治理话语的兴起与传播，情感治理渐入研究视野。国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情感治理的发展，情感治理也正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元素。目前有关社区治理的讨论，多偏重于制度和技术治理层面的思考，然而如果仅强调制度与技术而忽略了人的主观维度和对情感工具的运用，恐也难实现社区治理的目标。在资本和人口动力的驱动下，我国城市社区作为各项公共服务的落脚点和承接者，承载着居民的服务诉求和对政府的信任，承担着政府与居民之间情感与情绪交流的纽带，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情感要素。 一、“情感与治理”命题的回溯 情感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体验，是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的结合体，“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的承诺”[1]，它对社会联结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效应。古今中外，关于情感与治理的话语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西方有关情感的研究就把个体如何驾驭激情、控制愤怒等不良情感，如何过上节制而美好的生活作为聚焦点。[2]韦伯对科层制弊端的论述则表明了教条、规范对排除一切个人感情因素的行政人员的积极与创造性活动的阻碍[3]，滕尼斯认为共同情感是社区秩序的建构性力量，然而社会变迁导致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逐步消失，帕特南所描述的“独自打保龄球”现象已然普遍存在，西方现代社区治理正是“对社会变迁导致的社区消极情感的回应”。[4] 我国早期的社会治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过于聚焦效率、制度等理性视角，对传统要素尤其是情感的治理功能有所忽视。[5]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在社会治理视域内关注到情感要素的不可阙如，“没有了真挚的情感作为动力，一个社会系统或许能够自主运行，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不过是系统的零件”[6]，呼吁“心灵治理”[7]“情感体制”[8]之于公共目的达成、公共利益实现的重要性，尤其新媒体时代网络场域中对网民情绪的引导和治理已为全员瞩目，更是引发了社会情感对于增进社会团结和提升治理效能的功能再思考。 与制度和技术治理等刚性治理手段不同，情感治理偏向于社会柔性治理，其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引导社会成员的情感实践，满足社会成员的情感需要，以达到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的目标，其本质是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激发社会运转的内生动力。而社区情感治理则是指社区场域内的治理主体秉持“以居民为本”的服务理念，运用情感策略和情感方式干预社区情感的再生产，形成坚韧稳健的情感联结，促进社区治理主客体关系的重塑与社区秩序的再调整。 二、社区情感治理的三重逻辑 如果说制度建设和技术镶嵌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理”的表述，那么情感性议题的思考则体现了社会治理对“情”的兼顾[9]，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改革驱动中，追溯社区情感治理的历史逻辑、厘清理论逻辑，并通过对现实逻辑的梳理，廓清社区情感治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区情感治理的历史逻辑 西方社会重视理性、公平、权利、利益，在其哲学传统中，理性战胜了情感，情感被边缘化;而中国是一个“感性国家”“情理社会”，中国文化是“情本体”，尤其儒家文化更是把情感作为核心，情感历来被当作立国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国人甚至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情感维系的对象，而非西方意义上的社会契约的国家[10]，无论是革命时期的情感动员还是国家建设时期的合法性重建，都体现出对“积极的国家形象和感恩型的国家观念”[11]等特定情感的唤起。 事实上，无论是在我国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还是社区治理阶段[12]，情感話语既被运用于对社区积极情感的再造中，也被运用于对社区负面情感的管控中。我国社区建设肇始阶段，大量的居民区都是单位制社区，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不仅是邻居也是同事，彼此交往密切，社区服务强调对邻里间既有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期的社区建设也是基于居民的熟悉关系，通过日常沟通、群策群力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且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效果;目前社区治理阶段，充满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