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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与豁免：文学对于现实的伦理溢出 张清华 写作伦理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更不是一个文学之外“强加于文学”的问题，它应该是写作的基本和内部问题。实际上是写作的事理、写作的伦理、写作的机理的集合性，它和我们的写作关注什么问题，怎么想、怎么表达、怎么去把握分寸密切相关。也可以说，关于文学如何进入、如何展开其描写，它都是先决条件。 人们经常说，文学要表现真善美，要引人向善、向上，这些话都没错。但文学不同于现实的实录，它所理解的真善美与现实社会伦理中的真善美，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这是很多人所误解的。他们用现实中的、或政治化的某些概念来要求文学，常常是造成对文学的挤压甚至伤害的一个原因。不止是伤害文学，而且会伤害到具体的人，伤害到现实本身，有时还很严重。像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就不止伤害到吴晗，还伤害到了社会主义文学，严重地伤害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虽然伤害不到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但却同样伤害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在诗歌中，“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美的，但在现实中这样说便是撒谎;“抽刀断水水更流”作为诗歌的表达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中有人这样做，便几近为精神不正常;“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诗歌中是高贵的冲动，但在现实中便成了即可远离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文学有自己的价值，叙述有自身的规律，它的伦理尺度与现实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对此必须要有清晰的分界，否则我们的写作和谈论就会变得盲目和失去分寸。一个好的写作者必须清楚，写作伦理是对于现实伦理的一种“溢出”或“逸出”的关系，甚至是颠覆和反转的关系，这不是属于“知识范畴”的东西，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它必须要内化为写作的视点、立场和态度。 一、写作者的伦理旨归与主体拷问 有一幅图片应该妇孺皆知：1994年美国“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拍摄者为南非籍的一位记者——凯文·卡特，他的作品叫作《饥饿的苏丹》。这帧照片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瘦弱的黑人女童，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女孩，她已饿得奄奄一息，是在前往救济站的路上爬行着，大约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口气。她硕大的头颅和孱弱的身体也不匹配，这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致，她看来已无法支撑自己走到救济点。另一个角色，是在她身后蹲守的一只庞大的秃鹫——它和这个孩子的身体几乎同样大小，因为距离远一点，它显得略小，但实际上它的体态是相当大的。秃鹫属于非洲的一种猛禽，是食腐类动物，为什么它会“等候”在女孩的不远处呢？因为它不吃活食，如果是一只豹子或其他的掠食动物，会迅速地扑上去把女孩撕碎，但现在它却是在单等着女孩咽气。一旦她倒地而死，秃鹫就会立刻扑上去啄食她的身体。 这幅照片在视觉上带给了全世界以巨大的震撼。它本身也是一个强烈的伦理主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在奢侈浪费，而非洲的儿童却因为饥饿而丧命。这张照片摄于1993年，在《纽约时报》刊登后，被其他媒体广泛转载，很快传遍了世界。凯文·卡特因此而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从网上照片可以查到，这位凯文·卡特作品很多，风格属残酷的写实，人则长了一副开朗和简单的样子。 照片显然激发了难以估量的道德力量，它为全世界有良知的人赈济非洲灾民提供了一个理由，一种强烈的伦理压力。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在这幅照片当中，还隐含了另一个巨大的伦理问题，那就是——谁是第三个角色？在画面之外，必定还有一个举着相机，对准这一残酷时刻的人，在用他冷酷的心，用他作为记者无限追求真实的意志，在对准这个处于悲惨命运中的孩子。人们忽然意识到，这一时刻记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放下相机，放下自己的职业使命，先去救助這个濒于危险的生命，让她免于遭受饥饿和死亡威胁;但那样的话就可能没有这张照片，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凯文·卡特，就将牺牲他的拍摄机会，全世界的人也不会看到这一震撼人心的画面。那么，赈济非洲的义举，也将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动力。两相比较，或许凯文·卡特应该坚持做完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然而作为基督徒，那一刻他身体力行的善行义举将是第一位的，如果救助孩子而牺牲其他，则意味着他忠实地践行了仁爱的教义，也实现了对自己的人性救赎。然而他却选择了用冰冷的镜头，对准了这一残酷时刻。 所以，这艺术伦理的复杂性立刻就显示出来了：有一个人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观察着他人的苦难，对于那一时刻的惨剧无动于衷，他只是在试图获取自己的成功、荣誉和奖赏。那么这一角色在本质上，与那只秃鹫又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我们还知道，从那时起还有了“直播战争”。自1991年美国和多国部队发起“沙漠风暴”空袭伊拉克起，世界进入了直播战争的时代。在媒体的实时播放中，人们看到伊拉克的几十万军队顷刻解体，多国部队的飞机在施行空中打击的时候，简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