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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主导型非遗传承研究 打开文本图片集 【内容提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鼓励社区、群体与个人参与保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是非遗保护的一条基本原则。在我国，政府主导是当下非遗传承过程中的主流，这在客观上容易造成社区参与非遗传承程度的不足。本文以江苏镇江的非遗项目南乡田歌（秀山号子）为例，围绕“社区”这一概念，引入劳里·航柯的“民俗过程”理论，通过探讨积极传承人、社区成员、村委会和当地学校等非遗保护参与方在秀山号子社区主导型传承中的作用，归纳出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从长远看，社区主导的传承有利于提高社区保护自身传统实践的意识与能力，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社区主导 南乡田歌（秀山号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社区”（community）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 E · 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社区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而且“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1]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彼此关系非常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2]社区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条指出，要“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20XX年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第一条就提及“社区、群体和或有关个人应在保护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且之后的每一条原则都与社区、群体和个人有着密切联系，最后一条更提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应通过双边、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方合作进行；但是，不应将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同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分离”。[4]这就强调了区域间的合作同样离不开社区的作用，社区参与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可以说，社区一词贯穿了非遗保护的全过程，而社区参与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作用和影响具有极大的研究潜力。 随着《公约》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安德明提出，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保护不仅能体现文化的多样性，还符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5]张宗建在《“非遗”保护中社区主动性与文化自信的良性循环》中指出，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动性能够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又有利于进行社区保护，两者相互促进发展。[6]王永桂在《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基于居民社区文化参与视角》中也强调：地方居民社区文化参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两者之间具有緊密的联系；健全当地文化组织，提高广大居民的参与性对于非遗保护是十分切实有效的措施。[7]张崇则在《遗产实践中的社区参与述评》中，通过全景式的视角看待遗产保护中的社区参与，认为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参与还缺乏有效渠道和相应政策引导，再加上政府主导与社区的参与做好协调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各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因此当地政府机构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当地发展保护的政策和措施。[8] 尽管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重视，但结合《公约》精神对社区主导型的国内案例的分析目前还比较少见。本文以江苏镇江的非遗项目南乡田歌（秀山号子）为例，探讨社区主导型传承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借鉴意义。 一、秀山号子简介 秀山村位于镇江市润州区，由四个自然村和十五个生产队（组）组成，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良好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其悠久的农耕文化和富足的村民生活。秀山号子是秀山村村民在田间劳动时喊的号子，它包括打麦号子、耕田号子、车水号子和插秧号子，既有固定形式的《数麻雀》、《数螃蟹》等传统曲目，也有“见人喊人，见物喊物”的即兴创作。秀山号子的演唱形式以“一领众和”为主，用来统一劳动节奏、调动情绪、宣泄疲劳和调节氛围。当地十五个生产队队队有人传唱，在田间互相争唱，一分高下。 1983年，秀山村实行分田到户政策，不再进行集体劳动，秀山号子面临失传的风险。村民窦家顺为了不让这一音乐传统失传，从1996年开始走村串户，采录号子，最终将采录到的号子编制成册，并将其改编为舞台表演形式。但由于年青一代缺少学艺兴趣，人力、物力资源难以落实到位，加之秀山村搬迁改造，村民分散、难以集中，仅凭窦家顺一人难以维持秀山号子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秀山村村委会开始重视对此项非遗的保护，通过发挥组织、协调和动员作用，有效调动了社区成员的积极性，促使社区主动参与非遗保护。 根据芬兰民俗学家劳里 · 航柯（Lauri Honko）提出的“民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