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docxVIP

图书馆业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刘劲松于20XX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那时正是学校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新校区建设接近尾声，学校正在用人之际。从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劲松入职后事业进步来看，两者都是双赢的正确选择。一是学校选对了人。劲松研究生毕业于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苏州大学历史系，师从知名历史学家王国平先生。他的博士论文名为《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研究（1911—1913年）》，论文评阅和答辩都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二是个人找对了岗。江西师范大学与苏州大学一样，历史源远流长，都是海峡两岸同生共长的两所“双胞胎”高校（东吴大学、国立中正大学，全国共有六所），特别是历史学專业与学科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而在当时，我校的历史学专业、学科建设任务更重，特别是历史学博士点（20XX年以前，国家没有分设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久攻不下，成为“顽疾”，亟需补充新力、壮大队伍、凝聚力量、奋起直追，尤其需要“知耻近乎勇”。从两方面看，可谓人事合一、人岗相适。这正合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干事创业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只有把个人的事业融入集体的事业才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奋斗方向，只有集体事业的快速发展才能调动和激发个人前进的动力和合力，形成个人与集体同心同向前进的大好局面。我和劲松相识并共事，也得益于我们服务的“东家”——江西师范大学，正是共同事业发展的需要，将我们整合团结在一起。 学习历史的人大凡都有一个职业习惯和特征，遇事喜欢谈历史。我也是如此。从加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事业的历史来看，劲松比我早五年的时间，他为学校、为历史学专业和学科建设服务的历史比我长，虽然此前五年劲松的作为与表现无从评说，但仅就“历史积累”而言，这是值得我尊重和尊敬的。从年龄上讲，我又虚长劲松好几岁，是他的学长加兄长。因为专业与岗位角色的关系，我的业务关系就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因此，我与劲松又是基层团队的战友。古人云：“知人论世”。十年来，我对劲松的印象是很好的。在由我负责成功申报的国家级“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团队”工作中，劲松的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当时由于竞争激烈、高校身份等级分层等原因，我们周围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但劲松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足够的信心，并踏实做好我分配给他的事情。20XX年，这个事情顺利圆满结束，劲松也不沾沾自喜，只是很淡然地向同事们道贺便完了。他的这种大将风度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由我负责并带领的的省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创新特色团队”申报（20XX）、“20XX省级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申报（20XX）、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20XX）等重要、重大、重点工作中，他都发挥了教研室主任、青年学术骨干的重要作用。古人常说，“城墙是细砖垒起来的”，我赞美城墙中的“细砖”，也乐意带头在院、系、专业、学科团队中当好“细砖”，共筑我们教育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这个“城墙”。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当下学术管理制度刚性约束下，组建专业加学科团队很难，即使组建起来，又因为刚性考核和个人业绩管理等又很难发挥团队的合力作用，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合力往往是“内卷化”的。劲松经受住了急切之风和浮躁之气的考验。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定力，值得称道。 北宋词人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实，人生的奋斗与天上的月儿一样，有阴有晴，阴晴交错，顺利的时候凌风展翅，不顺的时候往往如商家陷入“贩羊猪贵，贩猪羊贵”的窘境。前些年，劲松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很不顺利，虽然认真准备，但结果却屡次擦身而过。在团队中基本上人人都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手的环境里，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一次，我们又谈到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事儿，劲松颇有难色。于是我就建议他，暂时放它一放，另辟蹊径，扬长避短，把近几年辛勤钻研的抗战时期图书馆业好好梳理、整理一下，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些时日，他拿了一份书稿目录《抗战时期图书馆业研究》给我看，并说，积年研究，接近杀青，全书三十余万字，不知能否申报？看来他认真吸收了我的建议，并扎实准备了一番，我当即既激动而高兴。我当时立马表示：很乐意推荐，希望尽快将书稿送我阅读，并建议邀约中国抗战史专家、图书馆学专家审稿推荐，如武汉大学历史系彭敦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荣维木（已在20XX年过世）、高士华研究员等。从我拿到他厚厚的一摞书稿的当天晚上开始，连续十天左右的时间读完，随即写下了一篇推荐意见。据他告诉我，其他专家都热情而积极地予以推荐。这说明他的研究成果是有厚度的。又过了几个月，到去年刚放暑假的时候，我接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审函》及其评审文件，打开包裹一看，即有几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