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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的有心栽花 打开文本图片集 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当然是研究上的方便。而推动帝国向民国转型、穿越“历史三峡”的力量，早已启动。概而言之，海通之后16世纪后期的中西接触就开始了——最初的局中人，无人能料到“接触”两个世纪后，让一个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诚如周振鹤教授在《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中所概括的，“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说传教士是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的“第一推动”，大约也不过份。毕竟在所有外国传教士都离开这片土地至少一个甲子之后，甚至跟基督教无关系者，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跟传教士能接上“联系”。以我自己为例，半路出家如今栖身8年有多的新闻业，其源头和最初的主阵地，是传教士；当然，要将咱们历史上的“邸报”牵强为全球新闻业的祖宗，我只好举手投降。我再之前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系求学，也跟传教士渊源极深——敝母校武大的图书馆学系，前身是1920年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lh Wood）在武昌文华书院创办的图书科。这位终身未嫁的韦女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教育，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实至名归。而她来华的初因，在我第一次接触到系史的1985年入学之初，老师就告诉我，是探望在文华书院任教的传教士弟弟韦德生（Robert E.Wood）。 如何评价这一“推动”，是如同先前那样贴上“文化侵略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帮凶”这样的标签，还是近年戴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样的桂冠？最要紧的，还是尽可能回溯到历史的现场，看看那些传教士们当时都做了什么，说过什么。《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选择以四百年来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为人口，尽可能“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评价传教士的功过、认识中国近代史乃至现代史，最基础的工作。 和我断断续续翻过的传教士作品譬如《利玛窦中国札记》、《卫三畏升平与书信》、《马礼逊回忆录》、李提摩太《在华五十年》、苏慧廉《晚清温州纪事》不同，《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不是传主本人在说话，而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贝奈特，在传主故去近半个世纪之后，读尽林乐知在华新闻活动的主要载体《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以及藏于美国的有关林乐知的档案，而精心结撰的学术专著。 《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这两份后先相继、精神一脉相承，跨度将近40年的周报，怎样为封疆大吏、清日宫廷订阅或传阅，怎样启蒙了当时中国朝野“睁眼看世界”的人，具体细节，当然难以悬揣。不过对比两组数字，也许挺有说服力。1868年创刊时发行量仅200份的“宗教报纸”《教会新报》，到1873年每期的印刷量就超过20XX份。20XX份放在不上十万难称畅销的今天，当然寒碜，可是要知道，《教会新报》创刊后半个世纪后面世、被目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的《新青年》，创刊号也不过1000份，最大发行量也只20XX份吧。在日本民治维新后仅3年的1871年，林乐知就通过观察得出“这个国家（日本）在将来也许可以与西方世界平起平坐”。1878年林乐知提醒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小心俄国人——“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刊登分析俄国在中俄贸易中获利的报道，其中一些报道提醒注意俄国的政治意图。1880年1月，《万国公报》报道了俄国计划建造一条通往中国的铁路，以作为与其他后来国家竞争的战略的一部分。报道指出，这样的铁路一旦建立，俄国就能够通过它运送补给物资，如此对中国的威胁就大了。”如此眼界，放在今天，也不落后吧？ 特别强调宗教、甚至最初为教徒度身定做的《新报》和《公报》，固然“成功推动了科学知识和一般的西方知识、世俗知识与宗教知识的传播”，但以为“科学可以帮助基督徒与迷信作斗争”、帮助教团传教、扩大中国人的基督信仰，大概彻底失败了。不然，“为什么西方科学家也信上帝”这样的问题，今天即使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仍然普遍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