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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城市一种限时旅行 孙凌宇　梁文雪　李丽贤 “删除只在一瞬间” 顾嘉离开北京前的第三天，我们约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4月暖和，她穿得利落，长裤下踩着Timberland户外靴，包也不带。时间安排得紧凑，上午11点半得走，去见下一位朋友。近半个月都处于告别聚餐阶段，收拾行李不急，照常等到最后一天。 理科生顾嘉说，写数据总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而删除只在一瞬间。 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变动。她在一家VR平台公司做制片，负责平台上的自产拍摄内容。疫情发生前，公司有一百来人，顾嘉手头上也有好几个项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谈，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发生后，所有拍摄项目停工，公司只剩三四十人。态度和气的老板多次想留她，有些想休息一段时间的同事也答应了停薪留职，但她始终无法接受就这么干耗下去不知何时到头的局面。 不可抗力当前，她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种事情，老板绝不可能和她谈降薪或裁员。最终她决定平和地终止劳动关系，不说离职，这样大家都比较体面。解除劳动合同后，3月中旬，顾嘉从浙江老家回北京修改简历，很快在4月初收到好几个面试通知。她考虑了一番，在北京和离家特别近的上海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一家4A广告公司，继续做制片。相比之下，上海的朋友会多很多，“在北京生活还是会孤单一些。” 离别在即，不舍的情绪总会占上风，特别大的灰尘和让人受不了的干燥冬天都过去了，眼下只有和煦的暖风与鲜嫩的绿树蓝天。动不动发现家附近的路因重要活动被封而要绕一大圈导致上班迟到的场景也不会再出现了。心中记得的，是去年就近去的两趟内蒙古，植被丰富辽阔的北方深秋。 她原本计划在北京待两年，现在进行到一半就突然中断，没待够。她还想见识一次蹦迪，看一看北京闹腾的livehouse和实验性强的鼓楼西剧场。朋友告诉她理想国新开了一间咖啡厅，疫情过去后应该会经常举办些文化沙龙活动，“就感觉挺好的，但是我那时候应该已经不在北京了。” 去年顾嘉刚来北京时，先签了半年租约，之后由于一直没找到室友，便独自在北三环的长租公寓住了一年，6000块一个月，小单间。这几年她一直在搬家，本科在加州学戏剧艺术，大学毕业后搬到洛杉矶，在那儿待了一年回国，上海的项目结束后来了北京，如今又要回去。 麻烦在所难免，但对她来说，打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她一头短发，说话干净利落。多次搬迁成了一种训练——她收拾东西越来越快，同时是一份提醒，看到特别可爱的物件时购买冲动往往因着“在这地方住不久”的感觉而被克制。偶尔羡慕工位上摆满手办和小摆设的同事，看看自己整洁的桌面，一台电脑、一个手磨咖啡器、几本书、几份资料，没了。 对于更换城市，顾嘉和她身边多数朋友一样，都抱持“不妨探索一下”的开放态度。她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固定资产都在一个地方，对流动的牵制会更多，人际关系也更深刻。但现在的年轻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就可以交新的朋友。 至于落户，她也不是特别在意。“其实留学生回国的话，如果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拿到上海户口，非常友好。包括现在像杭州、深圳也有这样的政策，但我好像没有特别care这些东西。还是跟地域有关吧，比如我新疆和黑龙江的朋友就非常在意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户籍的一些限制，另外觉得在比较偏的地方，可能以后要办什么事情会麻烦一些。” 她今年27岁，日后估计不会再回北京定居，但工作上还会跟这边有很多交流。同时也不想从此在上海牢牢扎根，有机会就去别的城市出差一段时间，广州或者东京，都很好。 工作优先 顾嘉是我在大众点评上无意中碰到的采访对象，在一家近期关门的咖啡馆的页面，我看到了她4月5日写下的点评： 为了蓝莓法式吐司值得一来，周末和朋友约了brunch，专门挑了一家没去过的，拓展北京美食版图。因为马上要离开北京了，所以收到了朋友的花作为goodbye gift，以后应该还是会很想念北京的…… 大城市太难把握，城中的咖啡厅和餐厅成了外来者感知气息与制造回忆的最佳切口，也就不意外，内容中出现对口味环境服务的评价之余，常附带情感的流露。 顾嘉在拍摄现场忙里偷闲，假装修仙 图/受访者提供 就在顾嘉去這家咖啡厅的第二天，小麦也听闻即将闭店的消息，并“火速前往”。她在点评里说，“我决定离开北京了。不是立马，甚至于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其实从前就清楚自己呆不住，只不过突然间更加坚定。因为知道要走，所以还在的时候会更加珍惜生活，同时开始为离开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硕士毕业后她来北京实习了几个月，去年1月份实习结束，回南方待了半年后再次重返北京工作。至今她仍觉得，“并不是很想回来。”难以适应的，不仅仅是食物与天气。疫情期间，她感到在北京的生活更难过了。周围是焦虑的声音，北漂们纷纷担心会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