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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为何没了全国性政党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 20XX年1月2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约10万民众举行游行，支持维护国家统一，呼吁荷语和法语政党尽快弥合分歧，组成稳定的联邦政府 /figcaption /figure 執政了50个月之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在距离20XX年还有两周时，宣布内阁将集体辞职。随后在国王菲利普“慰留”下，米歇尔成为看守首相，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新大选。 此次比利时的政治危机，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对《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态度分歧。米歇尔首相领导的中右联盟里，议会第一大党新弗拉芒联盟党反对签署该契约，而米歇尔及另外3个政党（法语革新运动党、荷兰语基督教民主党及荷兰语开放自民党）则支持该契约。于是，新弗拉芒联盟党退出了执政联盟。米歇尔政府因面临信任危机，主动选择集体辞职。 比利时的政治危机，既反映了近年来欧洲范围内的债务危机与难民问题对西欧各国政局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与比利时独特的政治结构有关系。因此，对比利时的观察与分析，或许可以成为探索西欧政治裂痕复杂化与西方政党政治新变化的一把钥匙。 拼凑出来的“民族国家” 比利时位于西欧，由于强国环绕，历史上该地区经常成为强邻的囊中之物，其归属权曾在勃艮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与法国之间几易其手。 从根本上说，比利时的国家建构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是作为大国间的战略缓冲区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比利时虽是个统一的国家，却没有统一的民族—北部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南部说法语的瓦隆人，以及生活在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少数民族，都缺乏对作为“比利时人”的认同。对此，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曾说过：“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比利时人，过去不曾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人、荷兰人（弗拉芒人）和德国人。” 从比利时的人口构成来看，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占总人口60%左右，说法语的瓦隆人占30%左右，剩下的1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布鲁塞尔地区。布鲁塞尔是说法语人数占多数的双语区，但在地理区位上却位于北部弗拉芒一侧。除此之外，还有1%左右的人口说德语。 作为比利时的两大板块，弗拉芒地区与瓦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历史上，南部瓦隆地区曾比北部弗拉芒地区富庶。1830年独立之初，弗拉芒是贫穷的农业区，而瓦隆则是欧洲大陆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同时，由于法语在当时的欧洲享有文化霸权，因此尽管瓦隆人处于少数地位，法语依然成了国家的官方语言，普遍应用于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媒体等领域。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战之后两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出现反转：以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为基础的瓦隆地区，经济开始衰落，而弗拉芒地区则借助于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实现了经济腾飞。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是弗拉芒人的文化与政治诉求。荷兰语最终被确定为全国的官方语言，并成为弗拉芒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独特的国家建构模式及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塑造出比利时独特的国家结构与政党体制。 独特的双重政党体制 目前，比利时没有全国性政党，所有的政党都是地区性政党。每个地区都有若干政党，比如弗拉芒荷兰语区的政党主要有荷兰语基督教民主党、荷兰语开放自民党、荷兰语社会党、弗拉芒利益党、荷兰语绿党等，而瓦隆法语区主要有法语革新运动党、法语社会党、法语人道主义民主中心党、法语生态党等。这些政党只在本地区内进行竞选活动，并不跨越到其他语区活动。 figure class=image figcaption/figcaption /figure 比利时的政党体制，存在于“次国家”的大区层面，而不存在于全国（联邦）层面。荷兰语区与法语区，各自拥有一套自己的政党体制。就此而言，比利时的政党体制可谓是一种独特的双重政党体制。 这种独特的政党体制，并非最初就如此，而是全国性政党体制在冲击下解体之后形成的。比利时在1919年就引入了男性普选权，直到1960年，在全国政治层面一直是稳定的三党体制。传统的三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通过政党联盟的方式来组建政府。其中，基督教民主党具有中枢作用，其他两党的朝野地位则不时变动。这种政党联盟方式，也被政治学家称为“具有中枢政党的政党联盟”。 从社会基础来看，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进程中，比利时的政党政治始终建立在欧洲社会主流的社会分野之上。其中，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党、自由党之间的对立，反映宗教与世俗的社会分野，而自由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对立，则反映资本所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分野。这些分野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层面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分野之上，而且前者是横贯后者的。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比利时的政党政治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弗拉芒地区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