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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群体的职业精神之探讨 摘要：通过对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洪有丰、桂质柏、戴超、柳诒徵等9位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迹的梳理，探讨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精神实质，将近代图书馆学家的精神总结为：责任力、专业精神与恒持之心。 关键词：中央大学图书馆 近代图书馆学家 图书館精神 分类号G259.29 DOI 10.16603/j.issnl002-1027.20XX.06.018 1.引言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为创办于清末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1923）、国立东南大学（1921-1927）、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7-1928）、江苏大学（1928.2-1928.5）各历史阶段，最终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公办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28-1949）。 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历史则以“南京高等师范阅书室为起点”，最初设于学校行政用房的“口字房”东楼下，仅一间阅书室，储中西书籍数千册，洪有丰（字范五）为第一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筹建图书馆，以募捐方式筹措资金。1924年，命名为“孟芳图书馆”的新馆正式开馆，图书馆始有独立馆舍。其后校名屡更迭，图书馆亦最终随之定名为中央大学图书馆。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兴起及平稳发展时期，也是大学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成长期。除有大量近代图书馆涌现并走向鼎盛，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人也归国参与到图书馆的事业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来，并出现了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如1923年东南大学开始举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班。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逐渐形成，图书馆实践活动也趋于丰富、活跃。本文梳理曾在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著名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迹，总结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以反映这段图书馆事业史，弘扬先辈的图书馆精神。 2.受聘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的实践特点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这所建筑现代、藏书丰富的馆舍内，以洪有丰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图书馆学家群体，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2.1丰富的学术背景 他们中有传统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如柳诒徵原为清末秀才，后就读于南京钟山书院、江阴南菁书院、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他曾先后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史学教授，并主持该校国学图书馆。追随柳诒徵的范希曾（字来研）也是《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的重要作者，曾任国学图书馆编辑部兼保管部主干，其代表性著作有《评清史稿艺文志》《书目答问补正》等。 他们中也有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家，如1920年代早期，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并最早在国会图书馆任职的华人图书馆员洪有丰；以及两度赴美国学习，并在早期的近代图书馆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戴超（字志骞）②。 此外，还有受益于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毕业生们。如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后赴美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有“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之称的桂质柏③。也有来自最早一批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如蒋家襄（字一前）、卢震京先后毕业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均师从李小缘，一任中央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员，一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图书馆主任。 2.2多样化的社会角色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馆长，多为有声誉的学者，有的还在学校中担任教职。如洪有丰既为图书部主任，也兼教育科的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柳诒徵为文史地学部的历史、国文教授，兼主持国学图书馆。他们多数还参与创办地方性的图书馆协会，在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如戴超曾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图书馆教育组主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执行部部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董事之一洪有丰，亦任南京图书馆协会主席、江苏图书馆协会会长等职。 但是因为时代和学校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即使著名的学者也曾中断他们的图书馆生涯。作为普通的图书馆员，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薪金也低于学校教员，仅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也常常变化。如朱家治（字慕庐）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半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任职，半日到金陵大学上课。1920年起他正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是最早在这所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之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南京图书馆协会、江苏图书馆协会，也有他的身影出现。但是1927年东南大学停办后，他辗转于党务学校图书馆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室，工作了十年，勉强继续从事着管理图书的工作。抗战八年期间，他返回故乡徽州，担任中学英文教员，数地兼课，为家庭生计奔波。直到1945年，以临时大学补习班教员的身份返回南京，一年后才得以重回中央大学图书馆。对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