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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 “国学”的内涵很自然地与经典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认知中是没有小说的位置的。但是，古代小说具有多方面价值，只要不放弃“国学”概念，古代小说就不应被排斥在“国学”之外。我们把古代小说纳入“国学”也许有助从内部为“国学”确立一个坐标。 [关键词]国学；古代小说；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XX)03-0020-06 刘勇强(1960—)，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及宋元明清文学。(北京 100871) “国学”的名称很堂皇，它的内涵很自然地是与中国传统的经典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种经典文化的认知中，是没有“小说”的位置的。然而，时下人们所说的“国学”又几乎无所不包。在如此宽泛的领域中，古代小说当然也有理由厕身其中。程毅中曾有专文讨论古代小说与当代“国学”的关系，他认为无论古体小说还是近体小说(古代通俗小说)，在中国古籍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其中有大小不等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在当代的“国学”研究中给它们一定的地位。[1]本文认同这样的观点，同时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国学”视野下，古代小说有何特殊的意义?又如何进行研究? 一、“国学”的两个路径与小说的缺位 实际上，古代的小说观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小说在传统文化谱系中的卑微地位。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P1378) 虽然它所指的“小说”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不完全相同，但这一“小说”观念却影响了两千年来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它一方面肯定小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却将其视作“君子弗为”的“小道”。因此，后世很多文人对小说都持一种轻视的态度，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钱惟演语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小说有别于经史的阅读方式正表明了小说(其实只是文言笔记类小说)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明代文人宋懋登说得更轻佻:“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3](P243) 当然，传统文言小说作为“子部”，多少还被当成一家之言得到一定的承认或宽容，其价值也受到一些思想开通的文人有限的肯定，甚至还一定程度地纳入了学术研究范畴，如明人谢肇繦《五杂俎》卷十三就认为:“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 宋元以后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却是另一回事。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曾指出:“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他所指的主要是通俗小说，至少在数量上，小说已达到了“几与六经、史函相埒”的规模。而在小说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能看到一些小说家和书商极力抬举小说，如崇祯辛未刻本《隋炀帝艳史?凡例》上说:“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君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4](中册，P953)清代樵云山人《飞花艳想序》则声称:“自有文字以来，著书不一。四书五经，文之正路也；稗官野史，文之支流也。四书五经，如人间家常饭，日用不可或缺；稗官野史，如世上山珍海味，爽口亦不可少。如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而稗官野史不足阅，是犹日用家常茶饭，而爽口无珍羞矣。不知四书五经，不外饮食男女之事；而稗官野史，不无忠孝节义之谈。解通乎此，则拈花可以生笑，不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也；发想可以见奇，不必谓稗官野史不足阅也。”[4](下册，P1274)但就总体而言，通俗小说与主流思想和经典文化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人就批评《续文献通考》载及《水浒传》不“罗列不伦”、“谬甚”；有人主张禁用小说入文，认为“若古文则经国之大业也，小说岂容阑入”[5](P9，P12)。最具代表性的是，吴敬梓的好朋友程晋芳在悼念这位《儒林外史》的作者时，感叹道:“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实际上，据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记载，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并说:“此人生立命处也。”[6](P208，P228)连如此伟大的小说家都如此，遑论其他? 在上述对小说歧视的大背景下，对小说的关注并不是一无所有，比如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刘知几、胡应麟等人曾对文言小说作过目录分类学方面的探讨；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也出现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评点式研究。最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