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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转折中的精神守望 1979年4月《花城》文艺丛刊在广州创刊。在1966—1976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学刊物只剩下《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等几家。如《花城》原主编范汉生所言：“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文艺由于它天然的敏感性，走在了冲破禁锢的前面。”1977年《广州文艺》复刊，为广东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年《十月》杂志创刊;1979年《收获》复刊、《当代》创刊。这些构成了1979年《花城》创刊的大背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花城》史话，早在十年前就由范汉生、田瑛二位先生述之甚详。《花城》创刊四十周年之际再回首，我试图把《花城》放在当代文学的背景中，梳理《花城》与变动倾斜的当代文学场之间的密切交互，从栏目设置这一视角辨认《花城》的变道与常道;也借此透视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场域中功能的转变，追问媒体爆炸时代纯文学期刊何为这一宏大而峻切的命题。 一、介入与承担：《花城》的出发和扬帆 栏目设置是刊物编辑策略的直接体现，从中可以发见编辑的文学立场、价值偏向、现实感以至于编辑策略和智慧。甚至不妨将“栏目设置”视为一份刊物前进的“方向盘”和“探照灯”，它驱使刊物绕过路障，在缺乏地图指引的文学现场左冲右突，找到一定阶段内直道而行的可能性。创造性的栏目设置，就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文学策划，考验着办刊者对文学现场的判断力和预见性，甚至会影响一时风尚，扮演着为进行时态的文学现场建立路标的功能。这方面的典范如20世纪80年代《收获》的“实验文本”和20XX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创造性的栏目往往补存量之不足，使隐秘的存在突然被照亮，又标示了鲜明的指引，召唤着某类新质的持续涌现。由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观念对西方文类四分法的引进，建国以后很多综合性文学刊物多采用“小說”“诗歌”“散文”“剧本”的分类框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会增加诸如“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纪实文学”等栏目。对于刊物来说，栏目设置事实是编辑上的元话语，甚至比编者的话、编者按、编后记等说出的话更具有框架性意义。一般而言，一份刊物，栏目设置越少，甚至于完全取消栏目，说明编辑的表达欲越低，提示着无话可说或谨慎行事等复杂的态度;反之亦然。栏目设置虽不是越多越好，但栏目多样化至少说明了编辑表达欲得到了激发和释放，这往往发生于鲜明文学转折的时代。 《花城》文艺丛刊创刊号发行于1979年4月。这不仅是“百废待兴”的时代，更是被压抑多年的无数细微之声要在文学处寻找共振频道的时代，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创伤要集合成此时的长歌当哭。不难理解当时办刊者的激动，那是一种个体的创造力终于与重大历史时刻相逢的激动。《花城》创刊号一共设了“小说”“电影文学”“散文”“怀念与思考”“诗歌”“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花城论坛”“访问记”“美术”十一个栏目。除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常规栏目外，其他栏目颇见出编辑内心涌动的话。这些栏目设置也构成了《花城》从草创到80年代中期的基本格局。 草创期的《花城》，在内容上跟当时风行全国的“伤痕”话语形成强烈共振。甚至于，初生的《花城》更大胆，更努力寻求某种爆炸效应。创刊号头条用的是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华夏原名桑逢康，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小说以“四五运动”中被抓进监狱的周斯强为主角，讲述他与海燕在时代风浪中的爱情，将政治反思寓于海燕对受难英雄的爱情坚守中。艺术上较为粗糙直露，但恰恰是这种近于宣泄的直抒和控诉甚能引动时人的情感脉搏。《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最初被《十月》退稿，转到《花城》，被放在创刊号头条推出，产生了较大反响。这颇能见出当时编辑的立场。事实上，不独这篇直接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创刊之初的《花城》，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都跳动着相同的反思脉搏。如首期黄永玉的诗《曾有过那个时候》：“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的人却叫不出声音。”散文及评论文章也以各种方式呼应着政治反思的合奏。 把夏衍的《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放在“怀念与思考”这个栏目，而不是一般性地归入“散文”或“评论”中，关键就在于要传递反思。夏衍文章的要旨也在于点出“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不得不说，伤痕及其反思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最大程度联结作者、编辑、读者的时代声音，初生的《花城》汇入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思潮中。稍为遗憾的是，《花城》并未提供更别样的反思之声。在历史视野中，优秀文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