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知识体系.docxVIP

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主要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事实上，即便对于接受了现代人类学训练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也主要是作为经验材料的提供方，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则缺乏反思和贡献。换言之，中国尚未成为人类学的思想来源。[1] 作为一门主要在欧洲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出现“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这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境况一样。[2]但这种讨论有时会进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站队”状态——要么被贴上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买办”的标签，要么被目之为简单庸俗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自我保护。如果说前者可以归为“人类学在中国”（Anthropology in China），其主要关怀在于建立中国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并推动其理论发展。那么后者比较接近“中国的人类学”（Chinese Anthropology）的立场，其主要落脚点在于如何发展出一种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知识体系。 事实上，中国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既需要对“理解中国”作出贡献，同时也应具有“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3]其知识生产既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生活经验，又具有普遍人类学意义上的规范及关怀；其面向的既是世界之中国，也是中国之世界。本文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和认识为例，试图对上述议题进行剖析。 “内部异邦” 在各类搜索引擎中输入“人类学家”这个词，呈现出来的照片大多相似，都是一个白色人种、穿着随意的人类学家与黄色或黑色人种的土著人站在一起，或是访谈，或是记录。这些人类学者既是照片中唯一的白人，也是着装整洁、佩戴眼镜且讲究卫生的“文明人”、“文化人”。这些显而易见的区别体现了自我/他者、西方/非西方、文明/原始、文化/未开化的二元对立逻辑，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学之于外界的学术形象：人类学者犹如孤胆英雄，单枪匹马、长途跋涉前往偏远、封闭、落后的地区，将“落后”、“未开化”的族群文化（作为“他者”）“客观”、“真实”地呈现给读者。[4] 其实，人类学的起源、发展与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理板块中的“他者”和殖民政治下的“他者”都是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被构建起来的。加之，人类学发端于西方，人类学中理所当然的“他者”就是非西方，尤其是第二、三世界。非西方显然包含了中国，但是中国与其他非洲部落或族群不同，是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 在费孝通写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译为《江村经济》）之后，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曾预言说，人类学进入了一个“中国时代”。不过，马林诺斯基之所以提出“中国时代”，并非只是因为看到费孝通这样优秀的中国人类学家出现，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学家已开始研究像“中国”这样复杂的文明。在费孝通为《江村经济》所写的序中就强调：“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5]众所周知，早期人类学研究的是简单的部落社会，尤其是没有文字的社会。费孝通、林耀华等在英美接受训练，随后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令西方人类学者感到震撼——人类学也可以研究像中国这样复杂、历史悠久的文明。 正因为中国文明的复杂性，“何为中国”成为近十年来最具理论丰富性、现实性的话题之一。从西方学者的角度看，中国是与之对应的“东方”，是遥远的异邦。[6]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下，东方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非西方”。“何为中国”不只是一个东/西的地理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主流的历史是以“汉人中国”为中心的单线历史叙述，但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可以发现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7] 然而，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仍旧延续的是西方人类学“自我/他者”的区分逻辑，在中国人类学者眼中，“中国”既是本土研究，也是“他者”研究，“中國”时常被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词汇使用。具体来说，中国人类学者把西方的“西方-非西方”的框架搬来，对它实行“本土化”，在境内创造了“西方”与“非西方”的意象对立。[8]在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中，“他者的涵盖非常之广，既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异类群体和文化，也可能只不过是被人为构建出来的他者，即所谓‘想象的异邦’，这个异邦既可能真是在遥远的天边，又可能就近在眼前”。[9]不同于西方人类学通过研究部落社会而发展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初，中国人类学家就开始关注境内的各个民族——既包括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10]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中的“异邦”、“他者”则为国内的少数民族、乡村和边缘群体，这样的“他者”既在内，也在外，源于社会中“自我”与“他者”结构关系的意识，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