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定位：侦查模式与中国侦查程序改革.docxVIP

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初期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两个阶段。初步侦查有司 法警察负责， 司法警察在发现犯罪发生或接到发生犯罪的报告后， 应当在 48 小时之内进行初 步侦查，包括勘验现场、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在情况紧急时还可以直接对嫌疑人进行逮 捕、搜查、扣押、查封等强制侦查措施。司法警察必须在 48 小时之内向检察官提出报告，并 且将初步侦查所收集的材料移送检察官。检察官要在犯罪消息登记播种予以记载，随即开始 正式侦查。正式侦查由检察官负责指挥司法警察进行。侦查期间一般为 6 个月，负责初期侦 查的法官有权决定延长 6个月，如果案情特别复杂也不得超过 18 个月。在整个初期侦查阶段， 侦查活动由检察官在司法警察的辅助下进行，法官不进行侦查活动，但是法官仍负责对检察 官和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官和司法警察采取的所用强制侦查措施，一般都必 须获得法官的事前批准。法官有权决定是否羁押，批准可否采用通讯窃听等。 根据《日 本国宪法》第 31 条的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 处其他刑罚。 ”据此， 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侦查令状原则， 即侦查机关采用不受被侦查 人意思约束而强制进行的处分行为时，应当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而实施。日本刑事诉讼法规 定的强制侦查方法包括逮捕、 羁押、查封、搜查、勘验、鉴定处分、 询问证人等。 根据规定， 侦查机关采用上述强制侦查行为，必须在事前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在情况紧急而来不及请 求法官签发令状的，可以先予执行，但必须立即向法官申请，如果法官不予签发令状的，必 须停止执行。另外，根据《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的规定，未经通讯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的同意而实施的通讯监听也属于强制侦查，因此也必须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进行。 深入考察，西方各国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司法审查机制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经由自然法 思想、 社会契约论演化而来的现代法治国家理念。 现代法治国家也被称为 “司法国家” 或“裁 判国家”，这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司法权的重要性的形象描述， “司法国家”的典型特征和核 心要素是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即法院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的合法性进 行审查， 以保障个人的权益， 防止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 法治国家理念滥殇于自然法思想， 强调人人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个人权利并非国家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先于国家而 存在，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利。因此，虽然基于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需要， 国家权力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人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契约的达成认诺了国家权力的这种合法性） 在必要的情况下， 允许国家权力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利， 但是由于国家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 为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导致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 进行，必须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对国家的强制处分行为进行审查，使公民由此享受到有 效的法律保障。现代法治国家在观念上认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代表）与个人之间 时刻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在发生冲突时，为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横擅断，必须由中立的司法 机关即法院来进行审判、裁断，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扩张、侵蚀。法院在现代社会 常被视为是制衡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强有力也是最后的手段，国家对公民重大权益 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程序审查后才能作出。 二是分权制衡的权力结 构。法治国家也是强调权力分立制衡的宪政国家。基于“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历史经 验认识，为保障权力的合法运作， 关键的是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强制权明确地予以划分与限制， 使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地运作，同时使分立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以保持权力 之间的互动平衡。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即一项政府权力，基于立法、行政、司法三 权分立制衡的宪政结构要求，由司法权制约侦查权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在刑事诉讼中，检察 机关作为社会的代表在诉讼中也是作为控方参与诉讼的，在本质上与警察机关具有同一性， 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的监督在性质上是一种同体监督 （俗话说，“再快的刀刃也不能砍到刀背 上”），其权力制约效果与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进行司法审查的效果是不可同日 而语的，因此，不宜由检察官来控制侦查， 而必须由法官来监督控制侦查。 “司法令状的目的， 是在警察和其将被搜查、扣押、逮捕的主体之间，设置一个由中立和独立的地方法官作出的 判决。换言之， 宪法第四修正案给予法院某些监督警察的权力。 ”司法制约为侦查权的行使规 范了合理的轨道，有利于保障侦查程序的法治化。 （二）行政型模式 行政型模式为 前苏联以及深受前苏联法律体制影响的东欧各国所采用。前苏联的法律体制实际上是经由大 陆法系演变而来的，在法律理念以及诸多制度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