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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和后殖民地时代世界政治 人们怀念李光耀先生及其所建立和建设的新加坡，但往往忽视了其在后殖民地时代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当人们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后殖民地时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大历史中去考察的时候，其非凡的意义才显现出来。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仅关乎李光耀本人，也不仅仅关乎新加坡本身，而是关乎不同社会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创新。 作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新加坡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和李光耀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移民不断来到东南亚，形成了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他们一方面和中国打交道，一方面和西方打交道，了解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政治秩序和商业模式。也是在西方影响下，这个时期，一些华人社团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即不同的民族是可以形成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 李光耀便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熟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反殖民地之后，他立志打造一个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多民族的国家。新加坡被马来亚“驱逐”，被迫成为独立国家，李光耀便在新加坡确立了一个小型的、以华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李光耀，海峡殖民地当中，能否产生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海外华人仍然处于离散状态，只有新加坡成为了独立的成功国家。 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则是“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所拥有的知识体系（“工具箱”），使得他能够把他相信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在“四小龙”中间，李光耀所建立的贤能制度最为典型。这自然和李光耀对这个制度的信仰有关联。西方民主既不能保障最优秀的政治人才当选，也不能避免无能无德的人当选。李光耀认为，最优的人才应当从事政治，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毫无资源的国家来说。但同时，他又接受了“人性恶”的事实，即最优秀的人也会腐败。要避免腐败，就要有制度来制约。在这方面，李光耀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地的法治和定期选举，也进行了制度创新，包括设立反贪机构，透明、高薪养廉等制度。 即使是从英国殖民地继承下来的制度，李光耀也对它们进行了再创造。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多民族国家，不同族群经常被政治人物利用，选举往往导致种族之间的纷争。在新加坡，华族占据绝大多数，要让少数族群进入国会，似乎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容许他们组织自己族群的政党，二是容许同一族群的成员居住在一起形成选区。但这两种办法都必然会导向种族政治。新加坡实际上既不存在建立在族群基础之上的政党，也不容许形成族群选区。李光耀的创新在于设立集选区，借此保证少数族群的代表在国会有足够的比例。 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今天，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经常被批评牺牲了很多社会利益，付出了代价。不过，在任何社会，国家建设必然要付出社会代价。比较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新加坡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可以（量化地）说是最小的。例如住房，政府在早期拆迁了大量的传统房屋，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局面。又如社会保障制度，李光耀努力避免西方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可以称之为“保护社会”的制度。在劳动制度方面，新加坡一方面不容许西方那样随意罢工的实践，但同时力求在“亲商”和“亲民”之间的平衡，充分利用工会的作用，保障劳工的利益。 李光耀所做的制度创新不胜枚举。他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主义”，这使得他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政治企业家。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尊敬李光耀，并且学习新加坡模式，是因为人们在新加坡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抽象的主义，而是各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实践工具。尽管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这个模式也处于变动之中，但可以相信，李光耀所具有的这种政治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更是今天各国解决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所需要的。（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