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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中的乡村自治与法治三 （二）公共选择与乡村民主选举 根据上述论述，在我国现时的农村政治体制格局下，农村自治主要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中民主选举是乡村自治的关键，也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内容。然而， 近来农村选举 中的不正常现象屡屡见诸于报端，有“贿选”、“霸选”、“族选”、“官选”等等，不一而足。这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众所周知，村民的选举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村民选举权的实现是农村自治制度 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这在我国宪法框架里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依据一般的宪法理论，任何宪法所蕴涵 的价值无外乎两个：一为民主，二为自由。民主乃是解决最高权力归属和权力实体的组成等关涉公共领域 问题，自由则是解决私人领域中个体行为与意志的界限及其受保障程度问题。乡村自治的宪法意义就在于 在乡村社会中提供一个微观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结构，使村民能在这自己的空间里获得主体意识 和权利意识。乡村选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 在参加乡村社会官方代理人的选举中，作为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村民的心理预期主要有两个：一是 作为个体身份的追求目标， 即追求个体利益在投票中的最大化。 这里包括私交、期待政策趋向、性格等等。 另一个是团体利益最大化。它包括宗族、阶层、利益共同体等等。作为投票者的村民的个人决策，就是在 给定的选举规则与程序下，依照自己对利益的理解而从侯选人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程度满足的方案。 然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到集体选择的效果。 第一，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稳定性。在乡村社会的选举过程中，投票者通常对候选人的个人情况，如 实际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观念中的组织能力、劳动能力与交际能力有时候并非一清二楚。 ）、当选后 政策趋向、品德素养等等，不甚了解。而要全面获致这些“知识”往往需要成本较大的信息收集，这些成 本由选民个人不折不扣地承担着。而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选举收益的公共性，村民对信息成本的 回报持怀疑态度，而往往基于一种“合乎理性的无知”尽量减少信息成本的支付。 []因此，往往只通过大 众传播渠道或个人印象获致候选人相关信息。而众所周知，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之下，候选人介绍具有 明显的宣传色彩。信息的缺乏与不真实导致村民选举的盲目性和无所谓态度。另外，纵使村民在投票时收 集了较为准确和完备的信息，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当选者往往言行不一致。 “台下一张脸，台上一张脸”，这导致公民在投票时缺乏了解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 选举结果也可想而知。 [] 第二，选举结果的公共性。在选举过程之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特点是，当选者提供的服务是典型的公 共物品，其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对投票者的影响是间接的，即使选举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大家共同承担， 对个体的影响不大。这导致作为投票者的村民在选举过程中缺乏慎重严谨之心，有的甚至出现恶作剧。如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镇北二村在年换届选举中，一个傻子竟得了票，荒唐情形可想而知。在有些情形下，选 民为了对他们认为不公平的选举予以讽刺而也故意为之。因此，布坎南指出：“在一种集体决策中，至少 在其理想模型中，个人在进行选择时，既不承担决策的责任，也不承担行为效果的归属，在这种场合，个 人选择基本上处于一种不负责的状态。” []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除非在集体成员同意分 担实现集体利益所需的成本的情况或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利益的独立奖励，或者受到强迫这样做，一个集 体中的成员往往有理性地寻求使他们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会采取行动增加集体或共同体的公共利益。 因为我们可以假定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体获致的收益是等价的，由于集体收益具有公共性，即集体中的每 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无疑，付出成本的人通过个人的努力 增加的集体利益使其他成员“搭便车”，而他只能获得行动收益的极小一部分。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