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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语言学习与翻译实践活动对当代译者的启示 摘 要：民国时期，王光祈先生在旅德期间向国内译介了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还精心选译了《近世中国外交史料》等系列书籍。他的语言学习经历、翻译内容选材与翻译策略和技巧等各方面均对当代译者有启示和借鉴作用，包括夯实语言文化基础、顺应时代要求、结合自身实际选取译法、劳逸结合注重健康等。 关键词：王光祈 语言 翻译 译者 启示 民国时期的王光祈（1892-1936）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比较音乐学奠基人、中国现代音乐学开创者，也是一位有大量优秀译作的翻译家。王光祈先生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今成都市温江区），其出生地就在笔者工作单位所在地附近。王光祈先生语言学习与翻译实践方面的经历，对当代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人士，尤其是对青年后辈有颇多启示。 一、语言学习：母语扎实、外语精通 王光祈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将德语译成汉语，另有少量将其他欧洲语言译成汉语及将汉语译成德语的作品。众所周知，好的翻译离不开扎实的双语基础，光祈先生从事翻译得益于其扎实的汉语和德语基础。尽管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但在母亲指导下，他少时便熟读启蒙书籍，9岁到温江的三官庙蒋氏私塾上学，后来受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的资助在成都高等小学堂以及中学接受教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基础；之后在中国大学接受的教育以及从事文字编辑等工作，使其具备了扎实的汉语言文字功底。1920年初到德国时，他并不会德语，为了能在德国求学和独立生活，他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德语，德语水平逐步提高，至1927年被柏林大学音乐学系录取时，他已从一个德语的门外汉成为一位精通德语也熟悉中德文化的真正学者。“由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他一直坚持着语言学习。”（李家元，2014：117） 从王光祈先生的经历可知，坚实的母语基础对于译者而言至关重要。译界也普遍认为，最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将外语译为母语，因为无论外语基础多好，都难以像母语一样自然。现在，有一些有志从事翻译的青年学生，外语并不差，然而却疏于提高汉语文字功底，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史、子、集等，鲜有涉猎，这样是无法在翻译领域有所建树的。即使不从事文学翻译，母语的表达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专业译者与普通外语学习者的主要区别之一。 二、翻译目的与选材：顺应时代要求 王光祈先生旅德后，立志要“礼乐救国”，他最初的译作以译介音乐相关内容为主，以编译形式夹杂自己的论述，如《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东西乐制之研究》等，帮助国人了解西方的音乐文化。“光祈先生严格意义上的译作主要涉及音乐以外的社会学、军事等内容”（李家元，2014：117），包括后期的《近世中国外交史料》和《国防丛书》等系列。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材料来翻译，光祈先生表示，他痛感强敌压境，国难当头，“鉴于此次沪变之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稍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人参考”。（Jos Seydel，1935：4） 王光祈选取这些翻译题材并非偶然，从1918年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开始，他便有了“改造中国”的“少年中国梦”。后来，目睹国内外时局变化，直接导致了他选取这些西方文化、史学、经济、军事等书籍作为翻译的材料。不仅是光祈先生，其同学、好友中的李劼人、周太玄等人也都结合自己专业，向国内民众译介了大量相关资料。比如，李劼人翻译了大量的法国进步文学作品，周太玄翻译了《古动物学》《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等多部当时国内亟需的生物学著作。他们的翻译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也都带来了良好的读者反应。 光阴荏苒，离光祈先生迈出国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国人通过各种途径对西方文化已较为熟悉，反而是他国人民对崛起中的中国认识、了解不足，甚至存在许多偏见。比如，中国的外交词语“韬光养晦”，被有的国家误解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熊光楷，2010：56），或者是“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意即“隐藏能力，假装弱小”，因此对中国时刻保持警惕。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等的助推，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为此，中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如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资助中国经典典籍外译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宣传中华文化，以期外国友人对中国有更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减少交往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误解。译界统计也表明，近年来，“中译外业务增长显著，翻譯服务市场从侧重对内译介转为侧重对外译介”（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2014：4）。 于译者而言，这样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