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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入理解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党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进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分别在党的八大、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过论述，这是党和国家理论、路线、纲领政策设置的根本依据。新时期，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科学论断，有其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新论断下，有“变”与“不变”两方面的体现，相对于党的十九大以前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一历程中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矛盾的体现，可喻为文章的“上下篇”关系，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 主要矛盾 转化 依据 “变”与“不变”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过程 （一）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进行“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之际，我党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主要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指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提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国家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提出对于经济建设的总方针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其能够对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恰当地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提出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虽然由于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经验不足，致使党的八大的一些正确的思想未能坚持下去，但其重要文献的指导意义对后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二）社会主义曲折探索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 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發生改变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随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判断：“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由此，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要矛盾的判断就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偏移。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将阶级斗争又重新提到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计划中，把作为过渡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定位为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界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不再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回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 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阐释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了适当的创新，把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表述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就在更广的范畴内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科学界定。随后，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继续坚持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科学界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基本上沿用上述关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的提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基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提出“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 二、党的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这是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的重大判断。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综合统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出发进行思考而得出的正确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