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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在长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后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一、歷史的终极问题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递进和延续的，断层的出现只是漫长和短暂的对比差异，内在的不绝如缕才是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最终探索。 今天我们可以以一种后知后觉的“上帝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一直就有，但系统阐述不强，多层视角分析不够。如《过秦论》、《六国论》、《封建论》、《贞观政要》等，历史上的有名的“隆中对”，相当程度上是对大势的合纵连横性的分析，是典型的帝王将相论。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条河，这是时间连续性的必然作用。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带来阶段性的划分。基础性工作正确了，理论体系才能站住脚。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同西欧封建的对比来看，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周时期，因为那时才有“封土建国”，由此产生限制的权利和义务，派生出民主的先进萌芽，其主要矛盾是封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和普通人关系不大。 但在马克思主义传人前，各种社会主要矛盾还处于“不完全破解”状态。洋务运动还是停留在古中国，关注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变法改动的是制度层面，但没有触动核心根本，没有找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自然谈不上对社会全方位的触动。其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乃至发展到后来真可谓“国不知其民，民不知其国”，中国人更为关心的安居乐业，至于谁是统治者大抵是无关紧要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框架内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其理论本质与现实基础，外在表现是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与时俱进是其鲜明特征。 1921年，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进入了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宏观上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微观上说是“理论—实践—理论”。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小结，时间跨度一百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这一“百年探索”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划分态势，贯穿其中的是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大——八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矛盾，是反帝反封，我们所熟知的“三座大山”，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通俗地说是“站起来”。其中存在一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衔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经历了同陈独秀“二次革命”和王明“毕其功于一役”错误路线的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无缝衔接。所以“百年探索”三个阶段的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间维度可以从一大到八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八大——十八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矛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熟知的是“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任务是实现繁荣富强，通俗地说是“富起来”。其中存在着前后“两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是互为否定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俗地说是“强起来”。 三、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经验要求，苏俄道路被复制到中国。出现了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固定化、符号化为一种教条，执着不变，囿于其中，为其所限，成为一种思维上的保守。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是想当然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是在经历了历史的反复，是倍加艰辛的一个长期过程。这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必然。深刻、完整、统一认识的形成必须根源于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需要付出成本。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孤立认识，集中体现在对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机械认同，即为社会主义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