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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大博弈时代的“文化”管理及其制度化过程 摘要：文化体制史问题是文化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一直以来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傅才武教授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该书以“文化体制”为核心，在对庞杂史料进行认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对近代社会大转型背景下我国文化体制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及其成果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揭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是当代文化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体制;制度变迁;理论性;应用性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11-0091-10 小引：填补文化制度史研究学术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管理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与此相应，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就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以来，随着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专门的“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类改革方案、政策更是频繁出台。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在“文艺院团改革”、“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政府文化投入方式转变”等领域取得了很多突破，文化研究领域也陆续涌现了一大批从不同视角探讨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任务紧迫、涉及因素复杂，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旧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总体看，无论实践推进还是理论研究，文化体制改革问题都还处在攻坚克难阶段。现有研究成果或多聚焦于当下，缺乏足够的历史眼光，或受限于条块分割的文化管理格局而欠缺了对大文化的关怀。无疑，这些都多多少少影响了问题探讨的理论深度和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也使得改革的实践探索一定程度上欠缺深层次的理论指导和宝贵历史经验的参照借鉴。总之，作为学术研究的“文化体制”研究领域还有着广大的处女地等待开垦，比如“文化体制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命题。 作为文化研究和制度史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文化体制史问题通常被放置于“通史”、“文化史”或专门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史”、“图书馆史”等中，而专门的文化体制史或文化制度史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非常高兴看到傅才武教授推出力作：《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出版，下简称“傅著”）。该书研究时段大致为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11—1954年左右。无疑，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十分特殊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是自晚清以来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叠加、文化大转型、政治大动荡、制度大更迭的时期，很多思想观念、制度探索仍对当代中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民国学术热”，原因正在于此。 怎样看待近代史，无疑是每个当代文化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问题。傅教授早在其攻读博士期间就表现出了对近代文化史的浓厚兴趣，其以博士论文成书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娱乐业——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娱乐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1861—1949）》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案例。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决策咨询专家，多年来，傅教授除“全域式”地开展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财政等的应用性文化研究外，更特别着力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先后推出过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也多次直接参与从中央到地方多项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研制。我想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傅教授选择了近代文化体制史研究这一课题，其问题意识由来已久，学术脉络清晰可见，研究建立在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思熟虑基础之上，成果十分值得期待。 以制度研究的视角看，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问题，其实质是古老中国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中，在国共两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对抗、大博弈中发生的文化制度变迁问题。下面我拟结合“制度变迁”理论，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和它带给我的启发。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晚清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古老封闭、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陷入“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被动局势。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大变局之“大”，意味着这一变局不是局部的变，而是全面的变，是包括文化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的全面崩溃;大变局之“变”，则说明传统制度崩溃之后需要进行切实的新制度的创建。正如邹傥先生所指出的，20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會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