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颠覆百年语言学定论.docxVIP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颠覆百年语言学定论 前些年，网上报道说，台北故宫搞了一次清代皇帝朱批“知道了”的展览，还推出了一款“朕知道了”胶带，卖得很火。大家在赞赏清朝历代皇帝书法之美的同时，还惊讶地发现：“原来皇帝也说大白话？”随便翻翻网页，也可以经常看到“古人说什么话”“古人说话也是之乎者吗”之类的问题，说明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发展历史是十分关心的。 那么，古人究竟说什么话？近百年来的语言学家告诉我们：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古人说的就是“之乎者也”满篇的“文言”，以后才慢慢变成白话的。只要翻开大学古代汉语教科书以及中学语文课本，都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其中以王力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文言文在上古是与口语一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所谓文言文，就是古代汉语”（《常用文言虚字》）。至于其他语言学家，也都是相同的观点。可以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解放后的语言学界，包括海内外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以及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众口一词，绝无例外。 但近日出版的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上述结论提出严重质疑。从书名上就可看出，作者否定古代文言是汉语口语的权威观点。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分析推理，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古代文言中的虚词只是文人写文章用的“非口语成分”，用来表示语气、停顿及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文言虚词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在古人的口语中并不存在。该书作者认为，古代汉语有两套表达系统，一是全民口语，二是文人的书面语，二者载体不同，既有联系，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文言书面语是由口语成分加上非口语的文言虚词构成的，构成比例不同，就形成了文言、半文半白以及白话的不同语体。 一、“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是一个假命题 关于古代书面语是否与口语一致，本来并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因为古人对这个问题很清楚，文人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一样，每个人都有深切体会。比如王充在《论衡》中就抨击了当时“文语与俗不通”的现象，主张“直露其文，集以俗言”“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说明汉代书面语与口语是有相当距离的。再如唐初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史官“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复古行为，说明当时的书面语与时代口语也不一致。清人阮元也认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盖由二端，其中之一是由于书写的困难，“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笔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也说：“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按照鲁迅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古代书面语与口语关系的认识虽无定论，但“一致论”已经露头。而这个观点的出现是与西学东渐的兴起直接有关的，是套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方语言理论的结果，并没经过任何实证的过程。不幸的是，这个未经证明的假命题成为后世汉语研究的基本前提。既然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书面语与口语是一致的，书面语是口语的忠实记录，所以语言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将书面语当成口语研究，把书面语中的词汇、语法当成古代老百姓口语中的词汇、语法。当代有关汉语史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词汇、语法研究的一系列结论，都是这么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大前提本身就不能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种种研究结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 《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作者通过考察从先秦到明清的文言与白话书面语，收集了大量例证，经过深入的对比分析，认为“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不可能是古人口语。比如在先秦文言书面语中，语气词的运用十分混乱，矛盾百出。同为孔子所出，《论语》中的“之乎者也”满篇，而《春秋》却一个语气词也没有，而且其他虚词也极少。同是疑问语气，《左传》多用“乎”，《梁传》几乎全用“也”，《公羊传》却基本上什么语气词也不用。二人对话，问者与答者可以用同一个语气词。甚至在同一句话里，“也”既可表达疑问语气，同时又可表达肯定语气。显然，这些矛盾现象在口语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否则，口语的交流就无法进行。对这样的语言现象，笃信“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语言学家，要么避开不谈，要么争论不休，甚至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解释。比如《左传·隐公二年》：“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一句话中，问和答两种相反的语气，都用“也”来表示。这就好比两个人对话，张三问：“你吃饭了吗？”李四答：“我吃饭了吗。”张三又问，“你把钱带来了吧？”李四又答，“我没把钱带来吧。”这样的“语言奇观”，能出现在古人的口语中吗？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