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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制关系”曲折认识的历程 [摘要] 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创新的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认识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8-0017-03 胡绳在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写的一篇短文中提出，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笔者认为，胡绳的这一论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提示，它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以下简称“两制关系”）的角度，触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性课题。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之上的。 一、在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与善于利用资本主义之间曲折变化 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共产党人因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对于“两制关系”未能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加以研究，所以只是一味地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急于无条件地消灭资本主义。这表现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就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等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认为中国实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条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实行看成是与经济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无关，不需要什么物质前提，仅靠人们的主观意愿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投身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反复出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从而导致“左”倾错误的屡次发生，其认识上的根源即可追溯至此。 现在大致可以认定，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两制关系”问题第一次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解答。毛泽东认为，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借鉴、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规定，允许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何种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等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因此，党和国家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扶助、利用和发展的办法，在农村，则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方式，以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在“两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逆转，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忽视和贬低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中的积极作用，滋长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急躁情绪。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依然对非公有制成分采取水火不容、完全排斥的态度。由改造私有制残余发展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宣称要“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甚至将一些本不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搞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的“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因而造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后果。 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