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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衰败原因探究：从清末到民初 摘 要：山西票号是晚清晋商自发创办的旧式金融机构，作为晋商的余脉，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山西票号由创办到兴盛再到衰败，经历了迅速的起伏，尤其是其没落，仅仅一二十年的时间而已。本文主要从外部不可抗力的大环境的变化，及内部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来论述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关键字：票号；衰败；外因；内因 中国式银行——票号，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时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自出生以来，就与各个社会阶层（政府官员、资本家、地方官吏等）乃至各个经济领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票号的产生、发展，包括其衰败都受到外部环境、内力作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外因——不可抗力因素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一个决定性原因。 首先是业务对象的不稳定性。票号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客观上来说，山西票号的兴起是源于国内商业的发达，各地商人需要汇款结账，和各省地方官吏与中央政府常有款项往来，没有适当机关可以代办，所以形成票庄独占的局面。具体来说，首先，在业务性质上，票号主要办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在其鼎盛时期，除了在民间吸收业务外，逐渐发展到代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借垫款，一度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执金融界“牛耳”，有“汇通天下”、“九府利赖”的美誉。在当时的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山西票号作为一个群体，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长久的，汇兑官款的业务并不稳定：清王朝三次大规模的禁止财政官款，对票号的影响很大，以1884的禁汇为例，“所有应解部库银两、各衙门饭银、京员津贴，以及各省协饷，盖令委员亲赍，不准再行汇兑，”由于清政府的作用，从1884年的汇兑官款数量仅为1883年的9.1%，只有195.034两。作为早期“服务业”，业务对象的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交易额的不稳定，一旦业务对象大幅缩减，票庄也将会面临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的局面。 此外，竞争者的出现，也是票号发展越发步履维艰的一个原因。通商、户部等官商银行以及在此前后设立的各行省官银钱局号，是票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凭借自身政治优势及拥有的特权，在官款存汇领域几乎完全把票号排挤了出去，而票号在收回贷款上又受到户部银行的挟持。如汇官款，1906年出现高峰年汇兑2200余万两后，此后逐年减少，至1910、1911年就只汇兑五六百万两了。根据清档案，1905年江西汇解京协饷及债赔款，票号仅占0.8%，而1908年年份江西的汇款全由官银号汇兑。在收回贷款上，“大清银行则收其十足而有余，我帮则收其半而不足。何彼此致愚殊也？实我帮之力不逮也。”除了官营银号以外，通商银行、浚川源银行等有官府特权的商行，以及外国洋行也是其竞争对手，且实力非凡。“同治以后，东西洋各银行，已渐次侵入，夺我利权。迨经庚子之变，中国当道注意财政，大清银行之设，遂遍于各省。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则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运款而言，彼则钞票，而我汇兑也。而且金库全归该行，贷借必有抵押，已难相提并论。而尤足寒心者，一遇倒账，外洋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通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特权商行及外国央行凭借其自身优势，大肆侵吞原票庄之利，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商业的不振。票号的兴起和繁盛是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若商业不振，会大大限制票号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幅向中国倾销其商品，掠夺中国本土工商业产品原有的市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丝茶等大宗商业的亏本和倒闭，使得钱庄和票号倒账百出，成为70年代后的一个严重问题。可以说，是国内的经济危机切断了票号发展的命脉，成为票号倒账风潮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使得其即便可以挣扎着求生存，也步履维艰。以汉口为例，1878年5月7日，草纸街一铁号倒闭，倒账四五万两，被累者有票号和钱庄。工商业的接连倒闭，“汉口失眠日渐萧条，即各帮有名字号多有坍塌之”，1884年的几个月中，又有源兴顺、源兴永、诚意丰等货行倒闭，亏欠票号、钱庄贷款甚多，蔚泰厚票号“被累最重”。就票号本身的商业背景来说，其出现和发展是以晋商的兴盛为后盾的，在山西票号存在的100年里，前30年即道光年间，晋商处于兴盛时期，中间60年，即咸丰至光绪年间，山西商人逐渐走向衰败。而这六十年正是票号发展鼎盛的时期，此后票号便迅速走向衰落。晋商的衰落使得票号在面临扩大业务范围、填补资金空缺、盘活资金以及面对挤兑风潮时的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