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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体性认识 〔作者简介〕 杜彬伟，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理论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谬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实公有制的本体性认识，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把握，从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定位，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体性认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80-05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受到前苏联的很大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自然给我们的思想界带来冲击，尤其严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是真正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经过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体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即没有经过阐释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公有制是解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一般途径，但公有制是历史的、过程的，不能一般的、无条件地理解公有制。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中去认识当前的公有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一、 社会形态谬解下的“模式失败”：历史教科书 苏联模式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谬解。1938年，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五形态说”，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斯大林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对一切社会都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是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也不管存在何种历史文化基础，并把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作是不可逆转的铁律。因为前苏联是第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所以，前苏联的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斯大林的“五形态说”也就成为其他社会主义者或者其他学派学者“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结果在“苏联模式失败后”出现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表达过关于“五形态说”的社会形态理论，他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三形态说”。①复旦大学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深受卢梭的影响。〔2〕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第二阶段是私有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卢梭理想中的共和国状态，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新的平等关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后来，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和人的发展的角度正式提出了他的“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简单来看，马克思的“三形态学说”的逻辑过程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第一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社会形态）——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第三社会形态）。 在稍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中，马克思以研究者的口吻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俞吾金、张凌云等学者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历史的分析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三形态说”在欧洲社会的演进模式和东方社会的演进模式存在着根本差异：欧洲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 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 第一个社会形态（氏族公社、亚细亚所有制）→第二个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第三个社会形态（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